养老护理员徐小念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了。7点钟，她要准时到第一位老人家“上户”服务。每天早上7点到10点的预约时段最为抢手，很多老人都希望在她的帮助下换好尿布、洗漱干净，清清爽爽地开启新一天。

　　徐小念在上海做居家养老护理员快三年了。她服务的近20位老人，基本都在80岁以上。他们需要徐小念帮忙喂饭、洗澡、倒便盆、做肢体训练。徐小念管老人叫爷爷奶奶，老人把她当孙女。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至2019年底，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占比为35%，预计到“十四五”期末的2025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增加到40%，超过全国同期的20%。

　　2018年起，上海全面试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长护险”）。2020年9月的信息显示，上海有50万失能老人获得长护险待遇。徐小念和同事们，正是长护险制度下，专门提供居家照护的养老护理员。数年来，她们成了众多失能老人的钟点“儿女”，日日陪伴，甚至送老人走完最后一程。

　　钟点“儿女”

　　每天，徐小念上门服务时，门总是虚掩着——老人已习惯留好门等她。

　　“他们总是盼着我来。”徐小念说。

　　老来难，徐小念体会深切。比如，对不少“80后”老人来说，洗澡已成难事。脱不下衣服，系不上扣子，跨不进浴缸，这都是常见的情况。徐小念服务的一位87岁的“男老人”，每天都等着她到家帮忙洗澡。老人患有帕金森病，四肢日渐僵直，行走不便，就算架着助行器，仍需两人搀扶。

　　刚开始，老人还有些抗拒，不好意思。徐小念做他的思想工作，说护理员服务不分男女，你就把我当孙女。“我每天都叫他爷爷，他就慢慢接受了，把我当亲人。”徐小念说。

　　现在每天下午，老人都等着徐小念上门。洗好澡，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晚饭了。

　　“男老人”、“女老人”，是护理员对老人们特有的称呼。这些老人都参保了“长护险”。按照上海市政府2017年底印发的《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60周岁及以上，参加了上海市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的老人可以参加长护险，且需进行申请，定点机构会对老人的自理能力、疾病状况综合评估，确定不同的照护等级。

　　两年多前，郭咏梅（化名）在报纸上看到长护险的宣传，就向街道提交了申请。那时，她刚做过乳腺癌手术，一侧乳腺切除。评估下来，郭咏梅的照护等级为四级，可享受社区居家照护，每周护理员会上门服务5次，每次1小时。

　　按照“办法”规定，评估等级为二至六级的参保人员，均可享受社区居家照护，只是上门频次不同，从每周3次到7次不等，每次均为1小时。

　　徐小念就是那时走近郭咏梅家中的。照顾郭阿姨一年多后，徐小念发现郭阿姨总喊腹痛，就提醒她及时看病，不想又查出了肾病。住院治疗后，郭咏梅还需每天在家做腹透，她的腰上总是搀着一圈腹透的管子，腹透要输的药水，在卧室里囤了几箱。

　　徐小念帮郭咏梅修量血压，这是每日入户服务的“必修课”。澎湃新闻记者李季图去年7月，郭咏梅提交了新的申请，评估等级随之提升为6级，现在徐小念每天都会上门照顾郭阿姨。徐小念说，郭阿姨最爱说谢谢，相处两年多了，每次上门，郭阿姨还是不断地对她说谢谢。郭咏梅有自己的“不好意思”，她卧床时间长，内裤容易沾到小便，徐小念总是帮她及时洗好、晒好。郭咏梅觉得“让小徐做得脏了一点”，总不住地道谢。

　　每当这时，徐小念反倒要笑着“安慰”，“没关系的，阿姨，真的没关系。你就把我当你的孩子”。

　　上门“姐妹”

　　徐小念所在的公司叫福寿康（上海）医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寿康”）。该公司介绍，在上海，公司有4000多名像徐小念这样的一线护理员，平均每名护理员能覆盖约8位老人，总服务人数约4万人。

　　2020年9月的信息显示，上海有50万失能老人获得长护险待遇。上述“办法”规定，长护险的服务形式有三种，即社区居家照护、养老机构照护、住院医疗护理。福寿康公司一线护理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即属于社区居家照护。像福寿康这样提供照护服务的公司还有多家。

　　按照“办法”规定，参保老人的社区居家照护服务费用，长护险基金的支付水平为90%。

　　采访中，参保老人吴奶奶（化名）的女儿郭英（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其母每月（按31天算）的护理费用为2015元，长护险支付90%后，自己每月只用支付201.5元。

　　吴奶奶的评估等级是六级，福寿康的护理员曾宪丽每天都会上门。曾宪丽照顾吴奶奶已有两年多了，她和郭英姐妹相称。

　　郭英今年67岁，她的母亲93岁。为了夜里也能照看母亲，郭英放弃了固定的床铺，每晚，她会在母亲脚下支起折叠床，好寸步不离——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有时夜里醒来，会直径往大门外走。

　　阿尔茨海默症（AD），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发病进程缓慢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阿尔兹海默病的发病率也不断增长。根据《中国阿尔兹海默病一级预防指南》，中国65岁以上人群中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率约在3%到4%之间，2020年中国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约有900万，2050年将达到2100万。

　　患病后，母亲的睡眠日夜颠倒，还容易脾气暴躁。郭英忙于安抚母亲时，经常会顾不上做饭。“曾阿姨要是不来，我和我妈都吃不上饭。”郭英觉得，曾宪丽的到来，让她终于能喘口气。

　　以前，每次拉母亲起床，郭英都扯得腰疼。曾宪丽来了之后，才教会她怎么用力。过去，郭英也不太会给母亲洗澡，总是把自己累得满头大汗，母亲还会蛰眼睛，闹情绪。曾宪丽来了之后，才教会她怎么冲水，怎么垫毛巾。

　　“我们要是搬家，我要带你走的。”一次洗澡时，吴奶奶突然对曾宪丽说。曾宪丽当时很惊喜，她把这话一直记在心里，当做奖章一般。患病后，吴奶奶的记忆褪色，开始管女儿叫妈妈，可她记住了曾阿姨，知道她们是“好朋友”。

　　曾宪丽带吴奶奶做手指操，锻炼肢体反应。澎湃新闻记者李季图对于母亲的病情，郭英一度无法接受。她时常问曾宪丽，别的老人有没有这种情况？郭英还广泛地询问同事、朋友、邻居，希望得到解答。可当女儿真的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文章链接发来，郭英却很难消化。“我不服气。”郭英说。起初，母亲被刚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时，郭英不相信，她又换了一家医院，没想到还是同样的答案。

　　“我照顾我妈十几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根本就没意识到她老了。”郭英和母亲都爱美，母亲80多岁时，郭英还会帮她烫好头发，戴好帽子和丝巾，在公园里、花影下照相，母女二人时常出游。可渐渐地，母亲开始对不齐扣子，开始忘记当天发生的事，开始夜间不睡，郭英才不得不求医，并接受诊断。

　　这样的消化经历了两年多，曾宪丽也陪伴了她两年多，安慰了她两年多。

　　老龄社会

　　“老人都是在走下坡路，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出来。”从业3年多来，曾宪丽照顾过20多位老人，绝大部分是长期陪伴，其中4名老人已经去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曾在《“十四五”时期人口老龄化特征及政策应对》一文中写道，现有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表明，日常行为能力有障碍的老人占比在60-64、65-74和75岁及以上年龄组分别约为5%、10%和20%，他们的认知得分在75岁之后有比较大的下降，这三个年龄段的得分分别为8.3、8和6.9（认知能力包括日期认知，画图，计算三个部分，每部分五道题，答对一题得一分，最高分为15分）。

　　对于高龄老人的认知退化，曾宪丽举了一个例子。她照看的一位86岁的周阿姨（化名），本来身体很好，平常都是自己买菜。可有一次，曾宪丽帮周阿姨缴照护费时，周阿姨掏出一把钱来，也不数，就问她，这些够不够？“她开始对钱没有概念了，退化了，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她女儿汇报，阿姨已经不适合单独出门买菜了。”曾宪丽说。

　　老龄化趋势下，需要照护的高龄老人群体日益庞大。

　　封进在上文中写道，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至2019年底，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占比为35%，预计到“十四五”期末的2025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增加到40%，超过全国同期的20%。

　　就全国情况而言，相关数字更为庞大。据人民网报道，民政部2020年10月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

　　对此，郭英有着自己的担忧。“我们这一代也就算了，我妈还生了我们三个。可我女儿是独生女，等她结婚了，如果两边老人都健康长寿，他们夫妻两人要照顾8个老人。如果再有2个孩子，那两个小年轻要对10个人。这一代累不累？”

　　亲人外，专业养老护理员缺口明显。

　　据新华社2019年11月报道，据民政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统计，我国有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而养老护理从业人员仅有30万名。

　　福寿康公司介绍，护理员短缺的情况，在小城市更为明显，上海相对较好。就年龄梯队而言，三年前，公司在上海的护理员基本在50岁以上，但是目前，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已接近10%。

　　徐小念就是一位“80后”护理员。刚入行培训时，她心理也有过抵触——伺候人的活会不会被人看不起。可真的开始工作后，老人们对她的信任和依赖，让她找到自己价值。“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蛮开心。老人们最爱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2年多来，徐小念看过很多老人的青春，老照片、纪念册、全家福……那时，他们是地下党、是志愿军、是科学家、是工人、是年轻的母亲。那种光荣而自豪的感觉，不曾褪色。

　　“有时候，老人不光需要生理上的照顾，更想找个人说说话，让我们记住他。”徐小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