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家早就提出建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但老年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最后一公里”，目前看来并不那么畅通。老年大学等教育培训机构“一座难求”、发展不均衡、体制不顺等，导致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破解这一难题，需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单位携手给力，更需要立法保障，统一规划。

 

在中部城市武汉市，老年人口已达137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6%，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增长，预计5年后会达到20%左右。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表示：“老年教育是老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老年人幸福指数的重要载体，必须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去研究。”

武汉市江岸区老年大学校长李英皋告诉半月谈记者，江岸区老年人口13万人，而一所区老年大学容纳7%左右人数已经达到极限。满足老年人对教育的需求，仅靠办几所老年大学肯定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提高街道和社区的老年教育能力。

2013年8月，武汉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将老年教育纳入社区建设服务体系，重点推进社区老年教育阵地建设。以市老年大学为龙头，14个区属老年大学和22个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为骨干，158所街、乡、镇老年学校和1342所社区、村队老年学校为基础，形成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老年教育格局。

武汉地区老年大学协会副秘书长徐洪祥认为，这样的格局是符合实际需要的老年教育格局。他说，街道社区一般都有一定的场地，如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等，现在这些场地大多是老年活动的场所，如果用好、用活这些场地，可以实现老年教育的逐步普及，在中心城区实现老年教育的全覆盖。

天津市老年大学近年来尝试推广“章鱼式”办学模式，即通过对老年学员的培养，有组织地发动学有所成的学员个人或集体组成社团，在社区开展老年教育教学、辅导等活动，从而使老年大学办学如同“章鱼的触角”延伸到各社区。

天津市老年大学副校长任宝洋表示，这种“章鱼式”办学模式已经进入天津全市61个社区，近2万名老人受益。按照天津市老年大学的规划，在未来一两年内，社区教学点受益老人的数量将达到在校学员数量的两倍。

“在当前情况下，除了社区教育资源，还可充分挖掘现有普通学校、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等各类学校和文化馆、体育场、活动中心等单位潜在的教育资源，采取联合办班、委托办班、设立分校等多种教育形式，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多样化教育。”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马敏认为，进行联合办学，实现资源共享，是当前拓展办学规模的可行办法。

山西老年大学教务处处长温忠贵认为，要解决老年人接受教育的实际困难，需要综合运用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大力推广远程教育，让老年人能够在离家近的社区老年教学点学习，甚至可以通过远程网络在家学习。

 

李英皋告诉记者，武汉市江岸区将老年教育纳入成人教育范畴，明确归口教育局管，老年教育资源与其他社会教育资源包括师资、教学场地等都可以共用。“江岸区老年大学原来只有十几间教室，归口教育局后，教育局一看严重不够，当即想办法腾出办公场所给老年大学，使教室达到21个。每腾出一间教室，就可以多开24个班，教学能力大大增强。”李英皋说。

领导重视了，资金方面也有了保障。李英皋透露，过去老年大学都是靠几个老干部到处做工作“化缘”，来维护老年大学的运转，现在每年财政保障有20万元的经费，还可以申请一些专项经费。去年申请了30万元，将校舍全部整修了一遍，今年财政又给了40万元用于更换课桌椅。

“老年教育是纯公益性的，不可能靠收学费来维持。”李英皋介绍，目前老年大学的学费一般每人一个学期70元，他们目前聘请了90多名教师，这些老师拿到的授课报酬也是相当低的。

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董事长吴建荣说，他们在每个班级设立“班干部制度”，通过自我报名和教师推荐等方式将一些热心公益的老人组织成“长者俱乐部”，深入社区发挥作用。比如，英语高级班毕业的老人们，就为文化中心所在的张爱玲故居提供英文讲解志愿者服务。

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场地的不断扩大，均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保障老年教育的公益性。温忠贵说，目前制约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办学经费不足，近年来省财政给学校的拨款虽然有一定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

“精神养老是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企业可以积极开发精神养老产品。专门针对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产品，部分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而部分也可以由市场提供。”黑龙江老年大学教务长李积增表示，通过企业搭建老年教育基金是可行之法，可以成为老年教育资金筹措的有效方式。哈尔滨老年大学教务处处长白锐建议，鼓励建设具备老年教育能力的福利院，通过社会养老机构开办老年教育。

“当下老年大学面临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机遇，我们可以探索由政府主导、让企业参与进来的市场运营模式。”浙江温州老年大学相关负责人陈春勉说，现在的老年大学基本都是挂靠在某个单位，或者是由地方政府直接引导，能覆盖的人员有限。如果让企业参与进来，就可以大大缓解市场压力。

 

1983年，我国创立第一所老年大学，目前全国约有4.4万多所老年大学，在校学员约500万人次，电视和网络老年大学学员约220多万人次。

老年大学的办学体制五花八门，发展也极不均衡。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要“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1996年颁布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要重视老年教育……但是这些规定都比较原则，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老年大学定性不明、定位不准、职责不清，已经成为老年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马敏认为，老年教育发展初期是为了配合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安置退下岗位的离休干部而创办老年大学，主要由老干局主管。随着社会快速发展，老年大学的服务对象已扩展到各个阶层，老年大学的办学主体也日益多样化，原有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老年教育事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从全国来看，老年大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徐洪祥说，有的属于老龄办或老干部局管，有的属于教育部门管，有的属于文化部门管，有的则属于民政部门管，有的是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自己主办。由于管理机构不同，各自履行的职责也不同，使老年教育体制一直不顺。

“为老年教育找到一个合适的‘娘家’是非常有必要的。”徐洪祥认为，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理应纳入教育部门管理体系。从武汉市江岸区等区老年大学的情况看，纳入教育部门管理体系，有助于调动社会各种教育资源为老年教育服务，对老年教育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作为完成终身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老年教育不仅在养老事业中占据重要一环，更是人生阶段完成最后冲刺的重要方式。”李积增表示，当前许多老人将老年大学当成思想寄托，离不开、放不下，而规范老年教育，为终身学习立法迫在眉睫。

当前我国针对老年人教育，有教育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但在终身学习的立法方面亟待完善。李积增呼吁，应尽早明确老年教育的义务和责任，使其在体制运行上顺畅起来，现在各省各地都自己干，根据各级官员重视与否来投入，而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因此立法很有必要。立法具体内容应包括规划布局、办学模式、经费投入、教师队伍、专业设置、资源配置等。

马敏呼吁，政府可以在学校用地、选址、税收等方面出台扶持政策，并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给老年大学和社区培训机构等预留空间。马敏认为，健全老年教育工作机制，一要建立老年教育质量评估制度，二要建立老年教育激励和约束机制，三要建立老年教育工作者的培训机制。

此外，老年大学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也应不断调整改进。山西老年大学副校长谭建平说，以前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但现在上过大学的，甚至当过大学教授的大有人在，他们对教学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建议，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参照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制度，通过顶层设计对资金、人才、资源乃至对新建社区的老年大学配比作出规定，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老年教育普惠制，让终身学习逐渐步入制度化轨道，塑造老人“闪光的晚年”。

 

（来源：半月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