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敬亲养老的优良传统。在历史长河中，历朝各代都曾涌现出许多孝行天下的典型人物，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经典故事。经过岁月的发酵，今天有的已经发馊变味，但大部分却历久弥新，变得更加芬芳、更加醇香，成为全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永远的心灵营养。
这些典型人物的经典故事，被历代文人集录成书留传下来。随着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现在留传于世的优秀作品，主要有成书于宋代、不著编者姓名的《二十四孝》和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由一代重臣张之洞编辑的《百孝图》等。书中集录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二千多年间100多名孝感天下、可歌可泣的敬亲养老故事;其中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文有骚人墨客粗有山野渔樵;富有王孙公子穷有贫寒之士;老有柱杖妪翁少有贪玩小儿……涉及各个层面，囊括各色人群，真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这只是成千上万孝顺儿女的代表，类似甚至比这更生动更感人的典型不知凡几。然而，用当代价值观来衡量，这些孝子贤孙或多或少，都有“愚忠、愚孝”的嫌疑。难以同近些年来中央及地方所评出的“道德模范”相提并论。不过，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要知道他们的事迹，在当时也曾轰动一时并感动了不少人，也曾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官府的褒奖。但愿“每朝每代多孝子，华夏老人少孤凄”就是老人们的福份、儿女们的心愿。
敬亲养老的优良传统，之所以能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结果，且枝繁叶茂、长盛不衰，如江河之水长流不息，似接力长跑代代相袭，这一奇特现象令外国友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与他们国内“兄弟情谊形同路人，父子亲情少有往来”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说实话，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如同我国一样把兄弟情谊、父子亲情看得那么重、那么深。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更是一个亲情社会，素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民谚。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受传统礼教的熏陶，“孝”已由一种自觉行为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像春风吹遍每个角落，如空气渗透到各个阶层，似根须深深扎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化入血脉之中，植进骨髓之内，已成为一种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铁杵成针岂一夕之功”。中国敬亲养老的优良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如山如阜、如岗如陵；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翠”的话语，表达了对老年人的美好祝愿!春秋时期，各种学派尽管对一些观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唯独对“孝”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孔子有“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论述，认为只要孝深入人心，就会“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还说只有儿女对父母“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社会才能和谐温馨；孟子有“孝子之大，莫大于尊亲”的看法；墨子有“孝，利亲也”的观点;老子认为只有“绝仁弃义”，才会“民复孝慈”；法家提倡“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的做法。至于民间庶人也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强身节用，以养父母”的躬行……这些论述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对“孝”的理解诠释。为孝道倡行天下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促进了民间敬亲养老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尽管各地情况不同、风俗各异，但都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出颇具地域特色的尊老敬老方式，做到在人格上尊重，生活上关爱，衣食上优待，情感上慰藉，行动上帮扶，使老人心感身受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晚年生活美满幸福!
敬老风俗的形成，都有一个从个别到普遍、由少数到多数，由民间到官方的渐进过程。初始都是单门独户的个别行为，推而广之成为一村一舍的集体行动;扩而大之成为一城一地的地域风俗，最终成为全国性的风俗习惯。在我国古代，这种习俗多不甚数，主要有：一是乡饮酒礼，即由县以上衙门的行政长官出面，邀请辖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饮宴，以示对老人的关爱。菜的数量和酒的质量，均按年龄当次分别供应。50岁以下相对年轻的人，则负责上菜斟酒进行服务。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明清。二是登高赏菊，各朝各代根据民间传统，都把重阳佳节视为老年人的节日，每逢是日老年人便迎着朝阳，沐着秋风，头插茱萸，提壶食浆，登高赏菊，举杯互祝。这一习俗，最早起于一个凄美的传说，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习俗。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国家正式定为老年人的节日。三是授以鸠杖，即凡60岁以上老人由当地官吏代表国家授以鸠杖。这虽是一根“端以鸠为饰”的普遍拐杖，却代表着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凡持杖者不再服徭役，见官不下跪，遇吏不回避，可以自由出入官府衙门，若身惹官司不须到官府受审，自有工作人员上门问讯;若遇年轻人欺侮，可以持杖殴打且不犯罪。四是有权参加“千叟宴”，即由地方政府或皇帝老儿，以政府名义举办的大型宴会，借以歌颂太平盛世的繁华锦绣。我国历史上的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明、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康熙等明君圣主，都曾多次举办过千人以上的饮宴，一时传为佳话。
当民间自发的敬亲养老活动正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候，引起各级统治者的注意，纳入当权者的视野。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顺人心、合民意，既有利于教化、又有利于政声，还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好事。于是把过去纯属民间行为的一些内容项目，收归由官方经办。这就出现了“国营与私营并存，官办与民办互补”的格局，无形中形成了相互媲美，相互竞争的态势，客观上促进了敬亲养老事业的发展。
首先各地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三老”，负责本地区敬亲养老工作。秦代设乡“三老”，汉代设县“三老”，东汉以后设郡“三老”。选拔一些当地年龄在50岁以上、德高望重且能“帅众为善”的老人担任，也叫“三老五更”，把这一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
二是实行奖惩制度。我国历史上的汉、唐、宋、明等朝代，每年冬季都要以乡为单位，举办一次评选“孝子”的活动。凡入选者，可获得官府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对其中的佼佼者，可经过一定的程序升为“三老”，成为郡县以下地方掌官“教化”的官吏。据有关史料记载，汉文帝时规定：凡8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由国库支出发给大米1石、鲜鱼20斤、醇酒5斗;90岁以上老人，另加丝绸一匹、丝絮3斤;明太祖朱元璋曾召令天下，凡年满80岁以上老人，只要“乡里称善，为人正派，贫无产业，无人瞻养”者，每人每年发给米8斗、肉5斤，还可免除一切杂役，“享受与县官平礼”的待遇。与此同时还规定，凡虐待、殴打60岁以上老人者判鞭打50，对其中屡犯者流放或处死。这些规定，无异于老年人的“护身符”、“保护伞”。
三是设考科、举孝廉、选官吏。以前孝敬父母的典型，只能脱产为乡县以下小官，很难进入决策高层。从汉朝开始，国家特设“孝廉”科目，凡读书的孝子可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制。每年一次，由县以上政府推荐“孝顺父母且廉洁奉公”的候选人各一名，参加由国家统一举行的孝廉考试。考中者由国家任命派往郡县主持一方政务。后来慢慢变了味，推荐时一些世家旺族互相吹捧，考试中不少人弄虚作假，结果一些真正孝廉之子、廉洁之士，往往名落孙山;一些忤逆之徒、贪贿之辈常常考中得志。所以社会上有民谚“举孝廉，父别居;清如水，浊如泥”，明清以后，逐渐变为举人的统称。
四是实行退休制度。从秦汉到明清的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工作人员虽没有明确的退休制度，但到了一定年龄可以申请“致仕”(即退休)。具体的年龄，不同朝代有不同标准，从周代至明代一般为70岁，清以后一般为60岁。但这也不是硬杠杠一刀切，可以弹性掌握、灵活应用，如有特殊情况，可以提前或推迟。官员退休后，一般都享受和在职时一样的生活待遇或者更高，所以一些“致仕”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退休后回到原藉时，大多是衣锦还乡、威风八面，不是购买田地，就是修造府第、为富一方、称雄一地，上可光宗耀祖下可福庇子孙。对于一些有特殊贡献且身体尚好者，也可通过特批继续留任。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使一些老弱冗员即时退出，让一些新鲜血液得以补充，有利于保持官僚体制的高效与活力。
五是建立慈善机构。我国古代天灾人祸频发，各种灾难不断。饥寒交迫的人们为了生存，或起事于乡野，或落草于山林，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鉴此，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便想方设法建立一些慈善机构，使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得到安置，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封建统治。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以官办名义建立慈善机构的是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464—549)，于普通二年(521)下诏，“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理，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并在京城健康(南京)，设立二所孤独院，既接收无家可归的幼儿，也接收无依无靠的老人。史学家认为尽管梁武帝身有劣迹，但他首创慈善机构，赈灾贫民，关注孤儿，无疑是慈行善举，值得肯定。唐玄宗开元二年(735)曾在长安设“病坊”，专门收置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后称“悲田院”。宋代改为“福田院”。明朝时期，在京师北京设立“养济院”、“粥厂”等，以收养老人、孤儿为己任，且规模宏大，人数很多。据史科记载，仅宛平一处就有房12栋，收养老人2100多名。清朝入关后，广设“粥厂”，救济穷人，光绪年间北京就有“粥厂”84处，收养老人5000多名……这些举措虽然是封建统治者的善心仁政惠及百姓，但毕竟僧多粥少，受益者不足十之一二，还有多少穷人因得不到救助冻馁而死，这是历史的悲剧。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诸如五保、低保、医保、高龄保健补贴、残疾人生活补助等一系列惠老、惠民政策，才能像阳光普照大地、春风吹拂原野，不留死角、不遗人户，使所有老年人普遍受益、共享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