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光辅是典型的上班族。从郊区的家里出来，乘电车到东京市中心，几乎是每个工作日不变的程序。30多年来，街道没有变化，窗外的风景也没有变化，但舞台的主角儿人变了：曾几何时，到处是喧哗的儿童和生机勃勃的年轻人，而现在，满目所见是行动迟缓的老人，街道上，车厢里，连不时闪过的公园长椅上，或坐或卧也多是银发长者……
日本老了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第一个进入“超老龄社会”。政府、知识界、产业界对这个笼罩全球的阴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应对，而未来的问题，依旧像山一样横亘在面前。
“老人国”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女性平均寿命达到86岁，男性达到80岁。“长寿之国”的这个指标，作为经济发展、医疗保健水准提高的成果，令人艳羡。但如同奥维德《变形记》所一再展示的，问题严峻的“另一面”正逐渐显现：由于出生率持续降低，高龄人口不断增加，日本已经迈入老态龙钟的“超老龄社会”。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 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超过21%就可被视为“超老龄化社会”。
日本政府公布的2011年 《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截至2010年10月1日，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2958万，占总人口的比率增至23.1%，日本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而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高达1430万，已占总人口的11.2%。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估计，2015年老龄人口比率将增至 26.9%；2020年升至27%；2030年，超过三分之一；2055年将迎来老龄化顶峰，老龄化比率将高达40.5%，而且75岁以上老人将占到1／4；到2100年，日本人口总数为4959万，较2010年减少61.3%，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41.1%。
记者在东京采访期间，对印象中的老龄化“色调”感受突出：日本航空公司的“空姐”，多数是“年富”的“老手”了；出租车司机也几乎都是老人，和映入眼睑的雪白座垫以及那双洁白得有点儿刺眼的“手套”相呼应的，往往是司机修剪齐整的满头银发，这和国内出租车司机多为青壮年还是有不小反差；在商店里、图书馆、公园里、超市中、公交车上，老年人的比例似乎比国内高不少。说进入“老人国”，也许并不为过。
作为一个老东京人，田中光辅感受更为深刻。他家的隔壁，住着一位90多岁的老娘，和她60多岁的儿子多年来一起生活。步行去车站的路上，要路过一幢幢“老龄公寓”，里边住的全是需要照顾的老人；田中的母校，自己上小学时有四个班，现在只有一个班了。不过田中说，这还是好的，很多社区的小学，由于生源不足，已经合并或者干脆取消了。
统计数字也印证了观感。一个由7名学者和10名政府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发布研究报告：东京现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约有270万；到2100年，东京的人口将减少到713万，约为现在的一半，而老龄人口将增加到327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5.9%。这意味着几乎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超过65岁！
研究显示，壮年人口减少，会导致财政吃紧，应对少子化及扩充高龄者福利将成为两大课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名誉教授松谷明彦指出，东京的劳动人口将急剧高龄化，如果发展中国家持续经济发展，东京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或将会大幅下降。
在日本期间，记者一行曾驱车从东海岸的东京到西部山区的长野，收费站里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老年人；在旅馆里、餐厅里做服务员的，也大多是老大娘；在泡温泉的地方，店员是老人，遇到的旅客也多是耄耋长者。
记者几年前在北海道农村调查时，就发现从事农业生产、销售的几乎都是老年人了。当时听到的解释是，年轻人难以忍受农业的单调和乡村生活的冷清。现在据当地朋友介绍，情况更加糟糕：庄稼、蔬菜和果蔬，成熟以后也找不到劳动力采摘，农田很多已经撂荒了。
漫步乡间，时常可见“熊出没注意”的招牌。偶尔一、两个背着篓子的老人弯腰走过，身上系着的铃铛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丁光”，“丁光”，渐渐消失在漫无边际的寂静之中。
街道上行人稀少，饭馆商铺生意冷清。一些寺庙，因为没有施主而荒废；农村的一些民俗节日活动，因为参加者过少，难以为继。川端康成的名作《我的美丽的日本》，在记者脑海中变成了“我的寂静的日本”。
截至2006年10月1日的人口普查显示，日本总人口为1.27亿，目前超过65岁的老年人为266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0.8%，也就是说，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在地方城市，由于年轻人都涌向了大城市寻求发展，小城市里老年人口比例更是不断走高。
日本东北大学研究小组的结论是，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一千年后15岁以下的人口将降为零。国将不国，并非危言耸听。
沉重的负担
早在197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就超过7%，符合“老年社会”的定义了。在过去的20年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多了一半，现在已经迈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是迄今为止人类从未有过的生存体验。
由于日本的医疗保障体系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健全、最便宜的，大多数老人可以依靠保障，过着舒适而有尊严的生活。
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老人身体健康、衣着体面、自强乐观的精神风貌印象深刻。记者曾经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参加“homestay”活动：组织者是几位退休的护士，年龄都在80岁左右，轮流在自己家里组织，印制学习材料，或是历史文化典故，或是新闻报道，帮助中国学生改进日语，中午除提供精美的食物招待大家外，临行还给学生交通补贴。后来了解到，这几位老人都是独居者，或者失去了伴侣，或者终身未婚、未育。
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课堂上，经常可以看见满头银发的长者和明眸皓齿的年轻人一起讨论的场景，他们是公司退休以后，重新进入大学，他们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拿到学位。
几年前中国和日本合拍过一部电影，名字和情节记者已经忘记了，但其中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在电车车厢里，五六位老奶奶和一位中国年轻人开起了玩笑，她们问那个初到日本的年轻后生，自己是不是“坐着像百合，站着像牡丹，走路像芍药”？
人们可以乐观，但现实是残酷的。就像稻草一根一根增加，最终会压垮骆驼，日本老龄问题严峻性正逐渐凸显。
首先，退休福利让日本政府背负着全球最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披露的信息，日本政府的总负债率2012年年底达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39%的规模，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
造成近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相关费用的增加。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1980年社会保障支出费用为24.8万亿日元，对GDP的比例仅为10.1%；而在2000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则为78.1万亿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5.5%；根据最新的统计，2008年度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增加到了94.1万亿日元，对GDP的比例为19.1%。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预计与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将进一步增加。在2011年6月公布的 《社会保障及税收一体化改革》显示：社会保障支出费用到2020年将达到135.5万亿日元，到2025年则将增加到151.0万亿日元。庞大的养老金支付犹如一枚不定时炸弹，长此以往，政府公共财政都有可能陷入破产。日本内阁府测算认为，日本的福利成本预计到2025年将增加36%，达到148.9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24%。
政府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十年前，每个退休的老人都有四个上班族来供养，而如今只有两个人来供养，这势必加剧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情况。如果日本的上班族不能承担此重担，日本将无法支付老年人退休金和兑现医保承诺。为防止财政破产，日本政府选择缓解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延长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时间。
在养老金领取年龄将继续延期、将来能否足额领取到养老金成为未知数的情况下，养老保险的收取渐成问题。早稻田大学教授阿古智子告诉中国经济时报：“一部分国民不支付保险，或是出于没能力，或是不相信政府（到时候能偿还）。”
日本政府和企业鼓励老年人趁着身体还硬朗，继续工作，多赚点钱。但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有可能带来恶性循环：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使得缴纳养老保险的年轻人更少！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工业国家，但现在，神话破灭了。对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学术界最近有了新的解释：“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只是导火索的作用，深层次的病根在于畸形的社会结构：由于青年人口的缺少，日本已经逐步失去了创新能力，领先的地位逐渐衰退；本土消费能力亦开始萎缩……老龄化问题，才是影响日本经济寿命的元凶！
2012年深秋，日本著名学者津上俊哉在北京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认为，日本“迷失的二十年”可以分为“前期十年”日本经济从上个世纪90年代陷入长期停滞。泡沫破裂带来的去杠杆化，类似当前的欧美金融危机；“后期十年”的原因则是世界前所未有的“少子高龄化”。
最具生产力的人口数量，减少确实非常明显：日本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的人，1995年达到最高峰的8700万，2010年则减少为6590万人。日本厚生劳动省所属研究会雇佣政策研究会在2007年公布的报告书中有一个测算：在有更多的女性以及老龄者参加工作的情况下，到2030年劳动力人口为6180万人；如果他们不参与劳动的话，劳动力人口则将减少到5584万人。这就意味着在今后的20年内大约会减少1000万人左右的劳动力。从供给层面来看，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根据专家计算，如果以15—64岁人口为分母、劳动力人口为分子所形成的比例是固定的，那么到2055年，分母人口数量将减少到5073万人，也就意味着劳动人口将大幅减少至4100万左右。这还不足当前劳动力人口的2／3，只是接近二战末期的水平。除非快速增加员工的数量以弥补流失员工所带来的生产缺口，否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下降。
经济学界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人口数量越多潜在性的革新者就会越多，并且知识文化交流加强，能促进专业性与分工。根据这种意见，人口数量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就会越快。加藤教授以OECD各国为对象计算，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正比的关系。另外，从日本的时间系列数据，也可以发现TFP（总体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与劳动人口、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例）三者之间是处于相互联系的关系，并且可以计算出劳动人口的规模与TFP上升率呈正比。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资深研究员任哲先生告诉中国经济时报，日本经济竞争力的衰弱，“一个原因是后继无人。年轻人少了，不愿意干技术工这种苦活，甚至宁愿宅在家里。”
老龄化不只影响生产，更影响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的紧缩，人们的需求也会降低，这会启动另一个恶性循环：市场萎缩，将降低日本公司投资欲望，降低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在人口紧缩的市场，公司不仅需要更多的出口，还需要减少工厂的数量。可是当他们越减少投资，失业率便越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会更低。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越是老龄者储蓄率越低，或者将储蓄全部消费掉，所以一个国家随着老龄化进程，储蓄率会降低。日本的总储蓄率在1980年以后呈趋势性下降，而总储蓄率与总投资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如果这种倾向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可以预见伴随更加严重的老龄
老龄化除了影响生产、消费，老年人的日常护理也正成为沉重的负担，护理的长期化、严重化、多重化及复合化等问题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人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如卧床不起等，则身体和支撑物的接触部分的血液会不流通，皮肤坏死，导致“褥疮”的产生。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的话，骨头会突出到皮肤表面，使人极其痛苦。更甚者，生褥疮的地方容易有细菌侵入，引发感染肺炎和肺结核之类的疾病去世。
客观而言，日本的卫生水平、营养水平和医疗水平非常高。由于战后高速经济发展，日本人享受着丰裕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成果，大多数需要日常护理的重度患者，也能够长期接受到高品质的护理。目前世界上还罕有国家能实现这样的水准。
支持这样的社会制度有两点：一个是公共养老金制度。虽然由于厚生劳动省的疏漏管理，导致“消失的退休金”等问题，但客观而言，这个制度毕竟保障了大多数老年人得到护理所需要的经济基础；第二个是护理保险制度。这个制度于2000年实施，是由社会全体来负担需要护理人群的一种制度。这是日本引以为豪的。
但即便如此，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也暴露出医疗设施、福利机构不足的问题。按厚生劳动省的标准，日本除了地广人稀的北海道和商业发达的大阪府病床数够用外，其他地方已经出现了不足。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推算，到2030年，每天住院患者将达到173万人，这一数字与2005年相比增长33.6%。
现在日本兴起了新的职业“老老介护”，即由60、70多岁的人照顾80、90岁的人。然而空巢家庭太多，还有很多人孤独地生活多年之后，孤独地离开这个事件。有些老人，甚至在家里死去很久才被发现。
老人被害的极端案例，也在增多。2012年6月30日，东京发生的上村刚弑母案，令人不胜唏嘘。
上村刚今年43岁，是这家的老幺，也是公认的大孝子。他上面还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父亲在13年前因病去世，母亲在3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上村刚硕士毕业，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中文。为了更好地看护母亲，他辞去了工作。
据上村刚49岁的大姐介绍说，母亲没有生病之前，也是个爱干净爱打扮的女人。但患上老年痴呆后，日常起居看护的担子就很重了。老人不肯用房间里的便利尿壶，非要坚持去卫生间方便。再加上老人尿频，每天晚上都会把睡在旁边的上村刚叫起来好多遍。这就造成了他长期性睡眠不足。6月30日凌晨，他又一次被想出去方便的母亲叫醒，于是就控制不住地踢打母亲，并紧紧掐住母亲的脖子……
因看护亲人而诱发的杀人案件在日本并不罕见，近年来还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据日本警察厅提供的汇总数据，从2007年的30件变成了2010年的55件。“孝子”们杀害年迈患病的母亲（父亲）其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长期的看护生活造成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面临崩溃；一是因看护而不得不辞去工作，造成收入不稳定，对未来失去希望。
受害者里有三成都是老年痴呆患者。对于子女来说,“不管自己怎样尽心尽力，还是不能改变什么，状态就只会越来越坏。绝望与疲劳，让看护人彻底崩溃。”
在日本公益社团法人 “老年痴呆患者及其家人之会”运营的网页上，一位41岁男性的留言：“母亲是老年痴呆，我一直负责看护她，整整6年了！如今我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崩溃，每天都想一死了之。”
据日本总务省提供的数据，为看护年迈患病的父母亲而不得不辞去工作的人，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9月间就有14万4800人。截止到2012年1月，日本全国经医院认定需要看护的老人共有502万人，比2000年4月增长了300万人。这其中的一些老人，也许无法避免被加害的悲惨命运，而在这之前，一定是孝子也面临或已经崩溃了。
应对术
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它的经济增长率在60年代是10%，70年代是4%，80年代是4%，90年代是1%。日本在1971年即颁布《高年龄者等雇佣安定法》，给企业强制性地提供了三选一的措施：提高退休年龄、导入继续雇佣制度、废除退休限定。
1986年日本政府颁布《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95年建立了老龄社会政策委员会，立法也经过了从单项立法到综合性立法渐进的过程。根据《高龄社会对策法》，日本在1995年制定《高龄社会对策大纲》，作为21世纪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定的综合战略，它有五个方面。第一，老年人工作和收入。第二，老年的健康和福利。第三，老年人的学习。第四，老年人的居住。第五，老年人的研究。
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条是为老年人提供就业和工作机会，鼓励老年人一直工作到65岁；第二，鼓励在职人员在职生涯中要展现他的工作能力和潜力；第三，鼓励、促进国民年金体系持续运行，支持老年人通过自我努力实现收入保障。这几条是使日本年金激励逐年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是13000亿，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现收现付体系。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1960年到70年代前期，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机制得以完善。但少子化、老龄化现象不断加剧，作为支付对象的老龄人口在增加，而负担税收和社会保险的年轻人口却一直减少。20岁—64岁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65年的9.1倍，1990年的5.1倍，下降到2011年的2.5倍。据预测，到2025年为1.8倍，2050年是1.2倍。入不敷出之虞迫在眉睫。
世界发达国家护理制度有两种体系：一种是在北欧诸国实施的，完全把税金当作护理所需财源的方式；一种是德国采用的，从国民收入中征收保险费的方式。日本是采用了一种独自的折中方式税金和保险费各收50%。
日本的护理保险的特色在于，利用额度的上限非常高，同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老龄化比率不同的区域进行再分配。
老龄化人群的增加，伴随着护理人群的需求增加，需要护理的程度也随之提高。如此一来，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便会增高，也就更加需要社会保险费。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从1990年度的10%，上升到了2009年的20%。
增加护理支付费用的财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增加保险费的总额。考虑提高40岁以上人群所缴纳的保险费，或者将被保险人的年龄降至更低。还有一种是增加税金的投入额度。国家的财政可以考虑增加对护理保险费的分配，但在所有领域的财源都紧张的情况下，操作起来也有难度。护理保险三年进行一次制度改定，可是对国民来说，每次改定都使得保险更难为人所用。
因此能考虑的就是增税。日本把租税负担率和社会保险负担率合在一起的比率当作“国民负担率”。日本的国民负担率和OECD（经济协作开发机构）诸国相比还是很低的。特别是消费税，在欧洲达到20%的国家也是有的。如此想来，日本有着提高税率的充分余地。为确保社会保障补贴的资金来源，日本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障和税收一体化”方案，国会已经通过，消费税率将阶段性地由5%上调至10%。
有关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大概六成国民愿意负担比起现在更高的税率。但给民众带来新的负担，会影响政治家的选票。有识之士指出，政府应该接受这个现实，准备充足的费用去支持良好的服务和劳动环境。
人们正在探讨用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既可以生活得更好，还能让日本经济恢复生气。例如让辞职在家的妇女继续工作，退休人员再次回归公司，以此来抵消正在逼近的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所谓的“银发经济”虽然更多是一种消耗型而非生产型经济，但也不完全是一种“负能量”。
在护理保险制度引入之前，护理服务是通过税金来实现的，可否利用也是由行政机关决定。这样，接受护理便给人一种强烈的“从上而下的恩赐”感觉，服务的利用者也会被打上贫困者的烙印。在开始实行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在意面子，讨厌护工把车停在自家门前的现象。
护理保险制度改变了人们的意识，需要护理的人可以选择自身需要的服务：“因为我已经支付了保险费，所以接受护理服务不是什么坏事”。
这个制度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果。实施的第一年度的财源大约是4兆日元，相关的周边产业市场也增长了大约4倍。也就是说，创造出大约16兆日元规模的市场。这在持续多年的不景气之中，特别是在人们认为就业难的中老年女性群体中，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机会。
需求也刺激了养老产业的市场空间。经营日式餐饮生意的公司“和民”，2005年新增了养老院的业务。而在刚刚过去的财务年度，办养老院的收益已经超过了餐饮的生意！即便如此，护理领域的问题依然严峻。比如劳动环境：老年福利院的护理工，工作条件比较严酷，每三天需要上一次夜班。不仅如此，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很少超过20万日元。很多护工因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而辞职，在2010年，护工的离职率达到20%。
2000年初相继成立的福利专修学校，现在也很多招不满学生。这不是因为立志从事护理职业的年轻人在减少，而是因为父母反对说 “从事那样的职业是没有未来的”。这是全体社会对于护理这个职业所渗透着的“蔑视”思想在作祟。
如果需求增大、财源规模不变的话，服务人员跟不上的现象今后会进一步加重。现在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助形式的 “老老介护”，即由60多岁的人照顾八九十岁的人。但治本之策还是改善护理人员的劳动环境，改变社会对护理行业的认识。
2006年，时任的首相安倍发出倡议，对入学考试或者就业失败的人应该给予再挑战的机会。事实上，日本老龄化专家认为，面对“后家人时代”的生存，要重新审视的不仅是制度，还有社会体系。“建设理想老龄化社会的女性会”负责人木通口惠子说,有必要让人生多次重新开始。
在教育上人们提倡，“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可是在木通口惠子看来，老年人才更“有个性”。通过年龄来给老人分类的做法已经没有意义了。应该构建这样一种社会，无论年龄几何，只要到了需要护理的状态，就能够接受良好的福利护理服务，与此同时，只要是健康的人，无论多大年纪，都能够进行工作。日本1986年实施了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雇佣方面的男女差别起码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与此相同的是，日本还需要制定“年龄差别禁止法”，考虑废除年龄方面的限制。
对于老龄化人口来说，退休金是生活的支撑，可是并不充裕。因此，专家建议，用少量的收入积累起来的“多种收入”来维持生计。譬如说，每周做3天护工的工作，一天去文化学校当老师，偶尔做做有偿志愿者等。只要有意愿和能力，无论年龄、性别，都能够自由就业劳动。到目前为止，和家人一起度过老年时光是一个幸福的样本。可是，人们现在如此长寿，就不能避免和配偶的生死之别，而孩子也长大成人，很多老年人就只能形单影只地度过余生。
到了八九十岁也要和家人一起生活，这样的想法已被证明只是幻想。现实情况是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支撑老年人生活的人群，会是朋友、旧识，以及能够信赖的福利护理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护理保险制度是老龄人群能够度过丰富老年生活的“救世主”。
日本朋友送的杯子上，写着这样几句话：“人生从60开始；70岁来迎时，说现在只是留守；80岁来迎时，说还早得很呢；90岁来迎时，说这么急呀；100岁来迎时，说收拾收拾这就走。”
如果这种达观和豁朗的精神能够激发应对挑战的创新措施，老龄化也许不再是日本停滞不前的借口，而是成为一个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典范，那么这对全世界来说，也将从一个警钟，变成福音。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