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回顾一下1994年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回顾中，既要考虑经济学理论，也要考虑世界各地在过去20多年的实践经验。 

　　在现收现付给付确定型的经济体系中，一般鼓励提前退休，更多地向富人支付，而不是向穷人支付，在财务上不具有可持续性。 为了避免老年危机，这个报告主张建立多层次的养老金计划，并建立起强制性的FDC作为养老金体系的一部分，同时倡导把基于收入的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逐步过渡到缴费确定型。问题是，强制性的FDC是不是能够帮助化解老龄化问题，比如说通过工作者的缴费来解决。 

　　在积累制的养老金计划当中，养老者可以把积累的资产通过向正在工作的人进行出售来变现。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刺激更高的产出。但并不总是如此。比如，对于储蓄过度的经济体来说，FDC不会增加总体的国民储蓄，也不会相应地增加总产出。如果产出不够，FDC养老金资产累积的回报率就会下降。   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如果现收现付制不足以抵御老龄化，那么积累制也不足以抵御老龄化。 

　　1994年的世行报告探讨了最适合使用哪些政策工具来解决问题。如果希望用单一的政策工具来解决问题，每个目标必须和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政策工具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最为有效。因为养老金体系的主要的目标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带来老龄人口收入安全。它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安全收入方面，不在促增长方面。 

　　通过强制性的缴费确定型积累制(FDC)计划，增加储蓄，有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理论，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更长时间，是促增长最关键的解决方案，也是应对老龄化最关键的解决方案，这就和现收现付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世界范围之内，劳动力、资本、货物和服务的流动，也会化解这些效应。 强制性的FDC在代际间是公平的吗？今后的工人待遇会更好，今天的职工和未来相比收入本来就不高，让他们缴纳高的养老金，相当于把现在的人本来就不多的收入重新分配给今后收入更高的职工。经济增长确实是需要进行再分配，而且要分配给收入较低的这一代人，给他们发放更高的养老金。 

　　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或叫记账制(NDC)可以矫正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中的不公平和效率过低的问题。 

　　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能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2000年之前，强制缴费的给付确定型养老金制度，人们关注的主要是它在财政上是不是可持续。自动平衡的机制，以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与寿命的自动挂钩机制，使得强制缴费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 

　　有些国家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稳定就成了次要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按照1994年世行报告的建议，把现支现付的养老金制度替换为积累制。 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哪个更重要？1994年的报告认为，公共养老金制度应该限定于第一个层次，也就是统一给付水平，基于收入测试或者财富测试。第二个层次应该是和收入相关的，是主体。 

　　美国社会保障的给付是退休人员主要的收入来源，日本也是如此，80%的日本人获得的社保收入是其主要的退休收入。对于日本来说，老年家庭比年轻家庭更为富裕，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准高于年轻人的生活水准，主要得益于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1994年世行报告认为，公共养老金体系可以以累进制的方式重新分配收入，也就是说这种收入分配有利于老年家庭。 

　　FDC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比如投资风险、管理费用、转型费用、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等。1994年报告之后，有很多国家实行了养老金体系，但后来都不得不全部或者部分放弃FDC的模式，又回归了现收现付制。 

　　1994年世行的这个报告没有非常有力的科学证据，缺少科学实证，其实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