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寿命的延长正在对养老金的充足性形成挑战。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的照料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仅靠政府发放的基本养老金将越来越难以保障老年生活的质量，健全三大支柱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不二之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在近日举行的第十届清华养老产业高端论坛上表示，由于长寿所增加的日间照料开支是老年人日常生活成本的两到三倍，这还不包括老年人医疗、康复所需的费用，养老金的充足性将关系到高龄老人能否拥有更有尊严的生活。
　　杨燕绥表示，养老金的充足性必须依赖国家、单位、个人三大支柱共同努力。我国应尽快夯实基本养老金，将第一支柱费率降到18%，为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腾出空间。
　　
　　从一枝独秀到独木难支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由三个支柱构成：一是基本养老保险，二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三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都是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秀。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启动13年，仅覆盖了8万多户企业、2300多万职工，只占到企业参加养老保险人员的6%。第三支柱在千呼万唤中将于今年5月1日起在全国三个地区试点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
　　杨燕绥认为，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之后，我们不可能再靠增加年轻人的税收，加大企业负担来征收养老金。解决老年人养老金的充足性必须靠政府、企业、个人养老金三个支柱共同发力。
　　“从美国的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拥有这三种养老金，退休之后替代率将是他退休之前的102%。”杨燕绥说，这不是完全靠政府，还要靠职业生涯的积累以及个人的养老金理财。
　　政府所承担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下降已经是全球的趋势。数据显示，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养老金退休前收入替代率是45%，到上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提到60%左右，现在又普遍降到40%左右，美国则一直保持在30%左右。
　　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去年发布的一份名为《新兴市场的自愿性养老金》的报告称，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在20多年前达到近80%，现在已经稳步下降。部分是因为个人账户层次在缴费时设计被赋予了一个远低于工资增长率的收益率。关于未来的退休者，替代率不太会比50%高出多少。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难以上升与老年居家照料成本逐步攀升形成的资金缺口，迫切要求我国尽快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以便人们在退休之后还能保持较为良好的现金流。
　　去年末，针对企业年金发展的种种困境，人社部、财政部印发了新的《企业年金办法》，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鼓励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这一办法实施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4月12日，财政部、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明确自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这一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20年之后“三支柱”体系终于完成了。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两会期间表示，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能减轻国家设立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负担，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与税优健康险试点每省选取一个试点城市相比，税延养老险试点范围较小，上海、福建、苏州这三个试点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较为完善。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税延商业险在全国推广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夯实第一支柱降低养老费率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从2012年起发布养老金发展指数，在过去四年间，养老金发展指数的进步非常小。第一支柱过大、二三支柱弱小；企业费负过高、个人账户做空；结构性问题导致参保人积极性不高等都是影响养老金指数增长的因素。
　　杨燕绥表示，我国从年轻社会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一共只有40年的时间，一代人之间中国人口结构就发生了巨变，这么短的时间表使得我国不能再慢条斯理地进行改革，而是应“两步并作一步走”，在建立制度的同时也要调整结构。
　　调结构首当其冲的就是夯实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和夯实缴费基数是夯实基础养老金的两大重要内容。
　　“虽然我国养老保险是28%的名义费率，但征缴上来的不到16%。如果我们能把缴费基数夯实，只需18%的总费率就够了，这样就可以把企业20%的费率降10%，企业负担将大幅下降。”杨燕绥说。
　　基本养老金费率过高也是企业年金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杨燕绥认为，如果把基本养老保险费率降到10%，企业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做年金，这也将有助于缩小企业与机关事业人员养老金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