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瑞士公投近八成人否决“政府向全民每月无条件发放2500瑞士法郎(约1.68万人民币)”的提案。这则新闻在中国引起不少感慨，同时也勾起一些国人对西方“福利社会”的向往。但事实上，西方“福利社会”如今普遍面临着困局，其经验和教训不容忽视。

　　西方“福利社会”困局在于：政府债务不堪重负，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增加或减少福利的动议均遭到社会力量的强烈抵制，使得福利政策处于进退两难的僵局，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等。

　　“福利社会”对个人而言“很爽”，对国家而言却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收支不平衡。政府长期通过借债维持福利社会，财政不能实现盈余，债务大坑永远填不上。到最后，国家财政支出极高的比例都被迫用于发放福利，可用于发展建设的资金相应变得很少。

　　此外，“福利社会”的“高福利”普遍以“高税收”为前提。但缴纳所得税的主体力量是以工薪为主要收入的群体，而非高收入群体。因为工薪族所得税往往由企业代扣，基本逃不掉。而制订社会规则的高收入群体则有很多可以合法避税的方法，例如将个人开销列入企业成本、向海外转移资产等等。

　　债务高企使“高福利”在目前的水准上难以再前进哪怕一步，可是后退一步同样极其艰难。在西方国家票决制的政治格局中，触动“高福利”的奶酪极有可能导致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在选举中失利，所以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

　　目睹了西方国家“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体系呢？首先，坚定不移地发展普遍惠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意味着让人民群众合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直接决定了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和人心向背，所以绝不能不发展社会福利。但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具体思路，必须避开西方国家已经陷入的泥潭。真正适合中国的，应当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福利必须围绕着劳动而展开。

　　首先，既然社会福利是劳动的产物，那么社会福利的水准应该与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既要保证劳动者平等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避免“寅吃卯粮”。第二，享受社会福利的应该是劳动者(包括曾经劳动过的退休人员)，以及确实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儿童、残疾人等)。绝不可以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补贴流氓无产者。第三，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要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更应从初次分配入手，努力提高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份额。第四，合理延伸社会福利的概念，摒弃某些西方国家以“直接发钱”作为手段的狭隘福利观。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坚持教育资源的公益性，并确保优质教育资源以公平的方式向群众开放，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再依靠福利维持生存。

　　总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福利制度，能够真正为劳动者服务、切实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且避免出现福利泛滥“养懒汉”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