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意搬到养老院去，而许多瑞典老年人不得不通过游说才能住进养老院。在美国，上了年纪的父母可能需要提醒自己的成年子女去看望他们，但在中国是法律要求这么做。参观日本的游乐场，你会发现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而不是只有单杠和滑梯。

　　我们正处于全球老龄化热潮的开端，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一些人正在想出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退休危机。

　　全球65岁以上的成年人比5岁以下的儿童还要多。根据联合国的最新估计，到2050年，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超过65岁(即16亿人)。这将是一个大问题。
 

　　文化规范、人口结构、经济和政治体系各不相同，但挑战是一样的:老龄化国家如何找到财政上可持续的方式来支持更长的寿命，同时又不会让政府破产、不会让年轻人负担过重或抛弃那些需要照顾的人？

　　日本处于这一趋势的前沿，该国28%的人口已经65岁或65岁以上，这迫使日本正面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有更多的时间，但时间也不长，中国的社会老龄化速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在半个世纪内，中国的预期寿命延长了30年。这大约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一半时间，所以给中国的准备时间要少得多。就连经常在退休准备名单上名列前茅，也是老年人最幸福的国家之一的瑞典，也面临着预算压力，因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成为人口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我很想告诉你们，巨大的文化差异决定了投资和兴趣的差异，但年龄歧视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解决在预防和健康项目的投资，不扩大工作生活的可能性，不让人们保持活跃和参与社会活动，代价可能是巨大的。”米尔肯研究所未来老龄化研究中心主席保罗?欧文表示：“我们可以忽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险，我们也可以接受现实，改变我们的政策、做法、规范和文化，并加以利用。”

　　人口结构变化的规模迫使我们进行反思。在今年夏天的20国集团会议上，全球最高决策者首次确认老龄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风险。没有哪个国家已经开发出了完美的灵丹妙药，但是参考世界各国，我们可以一窥究竟是什么在发挥作用ーー以及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自身老龄化问题。

　　《巴伦》采访了全球老龄化行业的政策观察人士、学者和专家，看看哪些国家在应对老龄化的各个方面为美国提供了经验，包括工作时间更长、退休储蓄、长期护理和看护。
 

　　1、日本：延长工作时间指南

　　传统上，日本通过给居民送清酒碗来庆祝他们的百岁生日。这些清酒碗最初是银制的，现在已经镀银的了，因为日本百岁老人的数量使预算吃紧。日本是老龄化的重灾区: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和历史上最低的生育率，这两者都导致了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体系的巨大压力。

　　日本还是全球老年人中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该国65岁至69岁的男性中有59%仍在工作，而美国只有38%。非营利机构泛美退休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凯瑟琳·科林森说：“需求往往推动创新。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极端性质，人们有一种巨大的紧迫感，这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工作与退休生活的关系，并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

　　数十年来，日本一直在削减其国民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并逐步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目前为65岁)，不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考虑将这个年限提高到70岁以上。日本企业的退休年龄也在改变。过去，强制退休年龄比平均预期寿命高出近十年。但现在，退休年龄是60岁，而预期寿命是84岁。

　　日本一直在为企业提供激励措施，以留住到退休年龄的员工，同时还要求企业重新雇用那些60岁以后仍想工作的员工，尽管工资和责任水平可能较低。

　　但是钱并不是许多日本人工作到65岁以上的主要原因。东京人寿保险公司AegonSonyLife的老龄和退休问题专家宫川隆表示，社会参与度和ikigai(生活目标感：一种认为自己的生命仍然值得活下去的观点)是继续工作的主要动机。

　　以日本的上胜町为例，这是一个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乡村。当地居民通过建立家庭手工业振兴了经济——采摘城镇周围生长的五颜六色的叶子，并将这些叶子出售作为日本料理和装饰品的装饰。加藤制造公司雇佣退休人员在周末和节假日工作，以保持工厂持续运行。便利店和快餐连锁店积极雇佣老年人，在全国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难以找到人才的小企业也开始雇佣退休人员。

　　但日本企业界并未完全支持。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数据显示，近70%的老年人希望在65岁以后继续工作，但实际上只有20%的人有工作。日本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并将扩大老年人的就业机会作为振兴经济的国家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日本银发人力资源中心在社区提供短期工作机会。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的财务弹性思维领导力主任拉姆齐?阿尔文表示，这些职位往往工资较低，但该计划仍然代表了美国可以效仿的一种策略，以帮助有经验的员工保持生产力和参与度。阿尔文补充说，日本和美国雇用年长员工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更多的灵活性、更新技能的机会，以及终身学习，这也将有助于企业吸引觊觎已久的年轻人才。

　　总结:这是一个古老但真实的建议，当人们工作更长时间，他们可以继续储蓄，而且他们的储蓄不需要那么多。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ikigai(生活目标感)的概念:当老年人保持活跃和参与的时间更长时，它会降低医疗成本。美国可以鼓励公司雇佣老年人，同时设计一个系统将他们与工作和志愿服务机会结合起来。

　　2、澳大利亚：退休基金指南

　　让人们工作更长时间，是各国在不增加年轻人负担的情况下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一种方式。另一个是帮助员工在工作年限内存更多的钱。全球老龄化研究所创始人理查德·杰克逊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美地平衡这两者，但澳大利亚的做法是最好的之一。的确，根据该研究所的研究，从澳大利亚退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和收入充足性来看，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高的发达经济体之一。

　　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体系在财政可持续性方面存在问题。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社会保障是退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除非做出改变，否则到2035年，人们对社保的信任将会耗尽。澳大利亚也曾面临过类似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国曾警告国民，如果政府资助的养老金体系不改变成主要由私人储蓄提供的养老金体系，未来将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在澳大利亚的上一次经济衰退中(28年前)，澳大利亚推行了激进的改革，引入了一项强制性的、资金充足的雇主养老金制度，即所谓的“养老金保障”，又称为“Super”。1992年启动的现收现付账户要求雇主必须缴纳税款，目前这一比例为9.5%，但到2025年将升至雇员收入的12%。

　　澳大利亚还制定了经济情况调查的定额养老金制度，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这是所有“Super”帐户下降到一定水平后的最高值。大约四分之三的退休人员仍然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养老金专家兼首席经济学家巴勃罗·安托林-尼古拉斯估计，到2030年，随着“Super”账户到期，只有个位数的人口需要国家福利，这将减轻该国财政负担。

　　对于澳大利亚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这个制度将取代他们退休后43%的收入。这个数字略低于美国。但是这个系统也创造了一个美国所没有的安全网——给每个人，甚至是那些花时间照顾的人，一个基本的退休收入。缺少以工作为基础的退休计划，是一些美国人没有足够的退休储蓄的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也逐渐提高了人们可以使用“Super”养老金计划的年龄。对于那些在1960年7月之前出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限制是55岁。对于1964年6月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是60岁。澳大利亚也在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提高到2023年的67岁。此外，与美国人从他们的401(k)退休储蓄账户中贷款相比，澳大利亚人从他们的"Super"养老保险项目中获得抵押贷款要困难得多。

　　澳大利亚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与美国一样，澳大利亚正试图努力寻找最佳方式，将储蓄转化为退休后的收入。虽然澳大利亚政府为退休人员提供税收优惠，让他们的“Super”退休账户变成终身收入，但许多人仍然选择一次性付清。但安托林表示，政府正在与私营部门合作寻找解决方案，重点放在一个混合策略上，其中包括80岁或85岁开始产生收入的年金，以及一种退出策略，让个人在退休后更早拥有财务灵活性。

　　总结:澳大利亚采取大胆举措，将其退休制度建立在更加健全的财政基础上，这为美国提供了一些思路。其中包括: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资格，挖掘“Super”养老金项目的价值。防止人们动用储蓄的方法。以及最重要的是一份蓝图，建立一个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退休安全网，同时建立一个“现收现付”(pay-as-you-go)体系，该体系具有可观的缴费率，并鼓励人们储蓄更多。

　　3、瑞典：无负罪感的长期护理

　　在美国，长期护理可能耗尽一生的积蓄，更不用说家庭成员的精力了，他们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的护理。但在瑞典，政府本身提供普遍的长期护理。这个北欧国家高度重视个人独立，并不像中国那样在文化上期望孩子们会照顾他们的父母和其他亲戚。

　　事实上，瑞典只有5%的老年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一比例为20%。在墨西哥、中国和印度，这一比例超过了60%。瑞典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也位居第二，仅次于冰岛。这意味着，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但瑞典的女性并不容易这样做。

　　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玛塔?斯泽贝利表示:“每个人都会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这也是父母想要的。”这里指的是需要大量帮助的老年人。事实上，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大多数瑞典人来说，如果每天需要两次以上的帮助，都倾向于搬到寄宿护理机构。

　　斯泽贝利表示，瑞典的长期护理机构看起来与美国的疗养院不同。因为美国的模式通常是医院型，而瑞典的模式是家庭型。设施往往较小，沿着走廊有9至12套公寓，共享一个就餐公共区域。但是公寓也有自己的厨房，甚至是为老年痴呆症患者准备的，这样他们的家庭成员就可以来为他们做饭。较小的单元也使得照料者更容易了解老人，并提供个性化照料的灵活性。所有的护理，无论是家庭护理还是在养老护理机构，都是受到监管的。不像美国，在养老院之外的监管参差不齐。

　　不过，瑞典也不能免于挑战。支出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的步伐，使养老体系紧张，并减少了养老住宅设施的可用名额。经费削减意味着，一些老年人可能需要一直等待到自己实在无法安全地独立生活的时候，斯泽贝利观察到。

　　总结:美国可能会受益于仿照瑞典的家庭模式发展长期老年人护理设施，从而实现个性化和灵活性。同时，找到办法帮助美国人筹措长期护理的资金是至关重要的。

　　4、中国：看护指南

　　在瑞典，家庭关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相比之下，中国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孝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原则，并且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在2013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子女必须探望年迈的父母。

　　当每个国家都在为如何照顾老年人而努力的时候，中国赋予了“照顾危机”新的含义。首先，有一个绝对的数字:到2030年，将有3.6亿中国人超过60岁，比目前在美国生活的人数还多。

　　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需要应对如此众多的，由这么少的孩子支撑的家庭——这是中国之前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作用。这项从1979年到2015年生效的政策也加剧了性别失衡，研究人员估计到2020年法定结婚年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中国女性现在也比上一代人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好的职业机会，这使得她们更难以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做一个好人等同于做一个好儿子或好女儿。尽管这一代年轻人拼命想要照顾他们的父母，但他们却无能为力。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策问题，也一个文化问题。”研究和咨询公司YoungChinaGroup的创始人扎克?迪特瓦尔德说。

　　40年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老年人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随着大量人口迁入城市迅速改变了家庭格局。现在，超过一半的中国老年人(1亿人)没有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社会学教授、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峰表示。

　　由于照顾老年人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少，中国刚刚开始建立一个长期护理产业。政府已经优先考虑改善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包括长期和康复服务。中国政府还呼吁在每个地级市建立至少一个专业护理养老院。中国已经出台了整合社区设施的政策，比如老年人日托中心、养老院以及社区层面的家庭护理，以填补护理服务方面的空白。

　　此外，中国政府正在鼓励老年人护理机构采用技术手段，包括远程医疗、传感器和其他监测设备，以保障老年人的安全，以及可以变成轮椅的床，以减轻老年人起床和走动时需要的帮助。香港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执行董事马锦华表示，这些选择尚未取得显著效果。

　　中国一直在试行为独生子女提供看护假期，但接受率很低，日托中心的使用率也是如此。虽然机器人出现在老年护理机构，但它们主要是提供娱乐。

　　香港大学副教授娄雯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开发项目都集中在城市，大众负担不起。父母生活在城市的成年子女可以使用科技手段帮父母安排乘车或购物，并使用设备帮助监控他们的生活，但娄雯更担心农村地区，以及当父母需要帮助喂食、洗澡或上厕所时会发生什么。

　　在城市里，雇佣住家型的家政服务成本很高，每月高达1000美元ーー这大概是一个在跨国公司从事金融服务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种家政服务。”娄雯说：“护理负担将在五年内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在十年内达到顶峰。”

　　这可能会促使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在美国面临同样挑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解决城乡养老差距方面，中国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一些思路。米尔肯研究所未来老龄化研究中心的欧文说:“老龄化对美国和中国，以及颠覆世界经济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说中美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话，那就是老龄化问题了。”

　　总结:协调以家庭为基础，居住和社区为基础的护理可以帮助减少护理费用。虽然机器人可能不会很快取代人类照顾者，但是与年龄相关的技术可以让他们的工作生活变得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