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龄化问题上，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走在中国前面，从而成为我们观察老龄化社会的窗口，并借此汲取经验教训，为中国老龄化社会未雨绸缪。

　　01、日本养老窘境

　　就日本而言，其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也是最经典的老龄化国家。1970年，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997年，日本65岁及以上老人的总数超过了儿童总数；2012年起，日本成人尿不湿的消费量超过婴儿尿不湿。

　　截至2021年12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547亿人，连续12年负增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610万人，占总人口的28.6%，居全球之首。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人中就有1位是超过65岁的老人！

　　与此同时，2020年新出生人口约为84万人，创189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人口出生率约为0.7%，总和生育率（每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降至1.34，预计2021年新出生人口仅有80.5万人。

　　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20岁人口数量降至120万人，为1968年开始此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老龄化率将达到40%，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国”。

　　从现实来看，日本“工作至死”、“老年破产”、“孤独死”等现象成为社会常态。

　　其一，每隔10—20年，日本退休年龄就延长5年，从1986年60岁退休，到2006年65岁退休，再到2021年4月《改正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实施，日本社会进入70岁退休年代。

　　2018年，日本60—64岁男性就业率高达81.1%，60岁—64岁女性就业率为56.8%，餐馆、便利店、外卖、出租车、送货员等服务行业活跃着大量的老年群体。2020年12月28日，出生于1930年的日本女性玉置泰子仍在朝九晚五的工作，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高龄办公室文员”。

　　其二，由于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三重危机叠加，出现大量“下流老人”，即收入水平和社会阶层从工作时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层滑落，以至于滑落到贫困阶层，从而陷入“老后破产”的窘境。

　　日本金融厅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一对退休夫妇，男性年龄在65岁以上、女性在60岁以上，如果仅仅依靠养老金（20万日元/月，约合人民币1.2万元/月）过活，每个月将产生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元）的缺口——如果退休后再活20年，缺口为1200万日元；再活30年，缺口达1800万日元。

　　也正因为“老后破产”，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犯罪老人数量占犯人总数比例从2017年的4%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20.8%。其中，70%的犯罪老人是因为“盗窃”被捕，而偷盗的多数是三明治、饭团等并不贵重的日常食品，甚至一些老人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被抓，住进监狱养老，以自由换取食物、住处和医疗。

　　其三，经济困难与精神孤独的双重压力使得长寿变成一种折磨，频现“孤独死”——独自生活的人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出现因突发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特别是发病后不呼救而死亡的情况。

　　日本每年大约有3万人孤独地死去，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人孤独而终，其中八成是60岁以上的老人，直到尸体腐烂发臭才被发现，从而也衍生出一个新职业——“特殊清洁”，即清理发生过“孤独死”事故的屋子。

　　02、韩国养老困扰

　　再来看同样被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困扰的韩国：韩国自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后仅用了17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比日本还快7年。202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5.7%，为812.5万人，预计到2025年将上升至20.3%，超过日本老龄化的时间，可能比预测的2045年更早。

　　与此同时，韩国出现“五抛一代”（抛弃恋爱、结婚、生育、购房和人际关系），自198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破2.1后便不断下滑且屡创纪录新低，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0.84，为经合组织（OECD）中倒数第一。

　　2020年，韩国出生人口数为27.58万人，创下历史最低值，而同期死亡人口数为30.78万人，首次出现“人口死亡交叉”。按照当前人口出生与死亡趋势，推测韩国将在3597年灭绝！

　　相比日本，韩国老人的境况更为凄惨，堪称“手停口停”。

　　在38个OECD成员国中，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就业率皆位居榜首。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达43.4%，为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近3倍；65岁以上人口的就业率达到了34.1%，是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2倍之多，比第三名日本（25.1%）还高出近10个百分点。

　　韩国统计厅2021年9月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韩国半数以上（57.7%）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仍在靠自己的双手赚取生活费，比2015年的49.7%高出8个百分点。事实上，韩国老年人就业率高并非是因为“身体好”或“事业心强”，真正的原因是“缺钱”。

　　由此可见，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韩国早了近30年，而韩国老龄化速度大有赶超日本之势，日韩两国都面临着老龄化严峻挑战。

　　03、日韩养老对策差异

　　只不过，从制度上而言，日韩两国应对养老问题的准备不同。

　　早在二战期间，日本借鉴德国退休金制度建立起厚生年金保险制度，参保对象推展至一般劳动者，标志着日本现代养老金制度开始形成。

　　1985年，日本陆续通过《国民年金法》、《厚生年金法》和《共济年金法》修正案，完成国民年金的整合，建立起全民适用的基础年金制度，形成第二层公共养老金体制。

　　2014年，日本推动设立了带有税收优惠的个人储蓄账户（NISA），标志着日本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形成。韩国则引入国民养老金制度相对较晚，1988年才建立起全国性养老金体系，1999年才将购买养老保险变为强制性措施。很多老人都是在职业生涯结束后才加入这一体系，因此获得养老金的比例非常小。

　　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统计，以2018年为准，韩国的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为43.4%，而美国等国家的收入替代率为69.6%。

　　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在2017年发布一份调查结果，称50岁以上韩国国民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月需要至少14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852元），远高于实际领取的养老金——缴纳20年以上养老保险的韩国人平均每月只能拿到88万韩元养老金（约合人民币5374元）。

　　即便韩国政府增加了针对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供应，但这种有政府补贴的岗位不少是月薪不足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的低薪兼职，可谓是杯水车薪。

　　04、中国养老走出第三条道路的制度设计

　　相较日韩，中国在养老问题上既有相似之处，如多子多孙的传统文化被现代社会少子化逐渐取代；也有差异点，如老龄化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未富先老等形态呈现，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养老压力更为繁重。

　　对此，中国如何走出第三条道路？

　　一方面，应对养老问题需要家庭、社会、政府之间的勾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不可或缺，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应对养老问题需要未雨绸缪，从制度设计。

　　2022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21部门发布关于《“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主要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搭建政府、社会、市场、家庭资源多方合作，以志愿服务为核心、专业服务为支撑、互助共享的老有所为平台。

　　一，构建多层次养老金体系。

　　鉴于“养老是场弹尽粮绝的硬仗”，亟需构建和发展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截至2020年底，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562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为54244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计覆盖人口99865万人，成为世界最大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然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人口流动不均衡、省际人口结构差异加大、制度内赡养负担加重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强化个人养老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截至2020年底，全国有10.5万户企业建立年金计划，积累基金22497亿元。同时，启动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基金市场投资运营，年末投资规模1.29亿元，全年累计收益额1010.47亿元。

　　二，实现养老支付体系全国统筹。

　　按照既定时间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2022年1月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24年以来，终于走出地区分割，迈向了全国统一的时代。

　　全国统筹的核心是养老保险基金在中央层面统收统支，让“蓄水池”变得更大。全国统筹实施之后，养老保险基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互济余缺，基金的支撑能力将有所增强。对于参保人来说，养老金更有保障，便携性大幅提高，区域间的养老金水平差距也会有所缩小。

　　三，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在养老产业投资方面，以泰康保险、中国人寿、中国太平、太平洋保险和大家保险等为代表的保险机构积极布局医养大健康产业。从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到重资产的大型养老社区、轻资产的养老服务，再到长期护理险、健康医疗险等养老相关的保险产品，保险机构参与养老领域全产业链布局。

　　截至2021年11月，保险机构在全国34个城市布局养老产业，累计将超过13万张床位，国内布局养老的人身险公司比例达47%，通过轻重资产多种模式布局养老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等领域。与此同时，面对“邻避效应”，还需推动形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

　　四，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

　　1）增加养老服务从业人员。2017年10月，国务院取消“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降低行业准入门槛。2019年11月，民政部表示将拓宽养老护理员的职业发展空间，缩短职业技能等级的晋升时间。2022年底，将培养1万名养老院院长、10万名专兼职老年社会工作者。

　　2）发展以志愿服务为核心、专业服务为支撑、互助共享的老有所为平台，如“时间银行”作为互助性养老的一种新模式，“年轻存时间、年老享服务”。在养老院中，代理子女履行孝道、照顾老人的是一线的养老护理员，被称之为“孝道的市场转包”，而养老护理员直接决定了老人所获得的养老质量。

　　我们追求一种更加良善的照顾，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专业素养，它一定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当中，反映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涉及如何看待老年人的主体性，怎样认识照顾劳动的价值，也涉及国家怎样分配照顾资源，对机构和家庭中的照顾者又提供了多少社会支持。

　　05、未来养老新模式

　　“少壮日与辉，衰老日与愁”，坦然接受社会变迁的无奈，尽早为养老问题未雨绸缪，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而针对不同群体，未来养老或将呈现多种模式与可能：

　　其一，居家养老。

　　“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是指依托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乡养老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区域性养老服务平台，统筹区域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提供的各类专业服务和志愿公益服务，实现老年人在其周边、身边和床边就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其二，智慧养老。

　　通过采用政府引导、第三方组织运作的方式，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在老人家庭居住环境中部署传感设备和智能产品，与平台的信息管理系统连接，实现与家门口服务站（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联动，使家庭养老床位具备“类机构”功能。当老人突发意外时，能及时提醒、救援；老人有服务需要时，也可按照要求进行转介，或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打造没有围墙的居家“虚拟养老院”。

　　其三，旅居养老。

　　作为一种旅游+养老模式，它是“候鸟式养老”和“度假式养老”的融合体，将旅游、养生等业态融合，满足当前老人对休闲旅游度假的需求，使老人颐养身心。与普通旅游的走马观花、行色匆匆不同，选择旅居养老的老人不用赶时间，可以在一个城市停下来慢慢寻味，换种心情，达到健康养生、开阔视野的目的。

　　其四，跨国养老。

　　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到来，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成为热门养老地，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吸引国外退休者前往居住，东南亚各国先后纷纷出台了针对退休者的特殊签证。低廉的生活成本、物价和医疗费用以及人工成本让东南亚成为许多老人心目中的“退休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