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盘古智库于4月14日联合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人口老龄化影响与应对论坛”。来自中日两国政府、智库、高校界专家代表从中日老龄化的现状与问题、政策与应对、比较与借鉴等方面展开务实交流与研讨。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北尾早雾以主题为《日本老龄社会中女性再就业问题之思考》作发言。

　　嘉宾：北尾早雾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一、日本劳动人口下降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日本已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对日本的社会保障、税收、雇佣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带来影响。而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劳动人口比重，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从具体数字指标来看，如果将劳动人口的年龄区间设定为20-64岁，日本的“生产活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在1950年为49.4%，1970年上升为60.3%，其后缓慢上升至1995年的62.6%。在此期间，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虽然有所增长，但由于20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比率较低，所以在总体上表现为生产活动年龄人口比例有所提高。因此在这一时期，比起消费性人口，劳动人口比重有所增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高龄人口的增长，劳动人口已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关数据推算，2010年日本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至59%，到2030年该比例更是降到55%以下。而且，这一比例还将不断降低，日本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随着劳动人口减少，承担医疗等社会保障负担的原有资本将难以增加，高龄人口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另外，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也会使原本为防老而进行的储蓄收益率下降。

　　二、劳动人口减少背景下，日本女性再就业问题引关注

　　近年来，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令日本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作为潜在劳动力存在的女性逐渐受到关注。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计划，改革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扩张性货币政策、财政刺激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其中，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关注“女性经济学”。“女性经济学”的理论根源最早是由高盛分析师松井凯西（KathyMatsui）提出的。1999年，松井在《女性经济学：日本的隐性资产》一文中指出，让更多的日本母亲重返职场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可提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15%左右。

　　为化解日本当代社会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等带来的社会危机，安倍政府提出了“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倡议，并召开年度会议制定促进女性进入职场的相关政策。比如，日本政府承诺，到2020年，将劳动力中25-44岁的女性比例从2012年68%提高到73%。同时，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招聘更多女性，并给予她们更多的晋升机会，到2020年，将女性领导职位的比例从10%提高至30%。此外，为解决已婚女性的后顾之忧，日本政府提出加强儿童看护工作，利用政府拥有的土地开办更多托儿中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15-64岁的劳动者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自2012年以来逐年上升，至2018年达到了69.8%的水平，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中国的69.01%。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在1997年、2007年、2017年三个节点中，日本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分别为49.3%、45.7%、35%，也就是说，日本全职家庭主妇的比例在二十年里下降了14.3个百分点，同期，日本双职工家庭的比例增长了15.7个百分点，从1997年的50.7%上升到2007年的54.3%，再到2017年的65%。因此，为应对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的劳动力人口不足问题，无论日本政府还是企业都渐渐改变以往将女性特别是已婚育女性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政策，为后者的就业及再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三、日本女性再就业面临的挑战

　　尽管在日本政府和企业加大对女性尤其是已婚育女性再就业的扶持力度背景下，日本女性再就业依然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传统性别分工意识对女性再就业造成阻碍。在长期“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意识影响下，日本社会逐渐形成“职员丈夫和主妇妻子”的家庭模式。由于来自家庭成员及社会的支持不足，已婚育女性仍不得不面对大部分的育儿责任，这也成为她们选择放弃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传统性别分工理念对已实现再就业的女性的职业发展也产生一定影响。在管理职位中的女性比例，日本在世界发达国家之中也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传统的劳动雇用制度对女性的再就业形成阻力。日本传统的雇用制度主要以终身雇用制和年限序列工资制为核心，特别是后者是以工作年数增加而递增的工资及晋升制度。对于再就业的已婚育女性来说，该制度将会使得她们在工资及晋升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即使已婚育女性有较高的再就业意愿，但在肩负育儿养老责任的重压下，因企业提出的过于苛刻的条件而放弃再就业的情况也时常存在。

　　三是职场待遇差距也对女性的再就业造成困扰。当前，再就业的家庭主妇作为“边缘劳动力”，不仅在企业不景气时容易成为被裁员对象，同时得到的薪资报酬也很难比得上正式员工。因此尽管经济原因对于已婚育女性来说未必是决定性因素，但当家中丈夫与妻子收入过于悬殊时，妻子极有可能选择放弃再次步入劳动力市场。

　　综上所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日本已婚育女性的再就业情况发生了诸多变化。近年来，在日本政府及企业的政策支持下，如就业人口总量、再就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呈上升态势，但日本已婚育女性的劳动力率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何发挥女性劳动者最大限度的能力及鼓励其再就业，仍然是日本政府和企业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