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背起书包
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母就把我送进了学校。我入学的年龄记不清了，总之不会超过八岁。
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村里上的。学校在村北头，校舍是土改时没收的老财的房子。说起这处房子还有点小故事呢。听老人们讲，土改分房子时，这儿的房子分给了几家穷户，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家。在农村所谓最穷，就是指缺地无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无片瓦、下无扎针之地”。有很多没有房子的穷户因为分得了房屋一夜之间安居无忧，不用再为建房盖屋劳心费神了。你的劳动、你的收入、你的积蓄就可以投资到其他方面了。建房盖屋对农户来说是极其不易的，农村流行一句话：三年盖房，十年预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假使你没有住房，你就得扎紧裤袋节衣缩食攒钱备料盖房子，一步跟不上，步步得受急。
其实人大都是差不多的，谁的本事也比谁大不了多少，很多情况下就是这一小步的距离。然而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一小步，就是这一小步却往往叫人一辈子都无法超越。这一反一正对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农户来说往往就成了穷富的分水岭。我家及另外几户本来是可以步入不再为住房问题发愁的人家之列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可以抓住机遇的，而抓住这次机遇就会翻身的。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就像一样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你的再怎么你也得不到，我们几家谁也没能抓住这次机遇，也许这些本就不该是自己的。究其原因，老人说是磨不开面子，乡里乡亲的，人家的房子咱住着心里下不去。其他几户也是这样，所以宁愿一辈子守着一个穷字也不愿去住人家的房子，尽管是没收的。这就使得穷字真的伴随了老人们的一生，直到爷爷去世、父亲去世也没有从根本意义上翻过身来。后来这些房子就为村里办学派上了用场。
学校共有两排房子，北边一排，南边一排，每排大概有七八间，中间是空地，也是操场。学校的大门在西南角，门槛很高，约有五六个台阶，是青条石铺的。当时村里人口不算多，适龄儿童没多少，一共才有四个年级，每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也只有二三十人。这时的小学其实只是初级小学，学生只能读到四年级，初小毕业后再上高小就得到邻村白象店小学考试，录取了才能上。
我也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校址还挪过两次，不过没多久就又搬回原来的地方了。曾经在东楼院上过一段时间的课，也就是村东北角史家的房子；还有一次是在国方家的房子里上过一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在国方家上学的时候，许老师大概是因为生孩子，别的老师人手少轮不过来，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学校还让我代了几天课。那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学生教学生，大家都感到新鲜稀奇，也很是服气。我一进教室，同学们都笑开了，这一笑我的脸红了，也不知道怎么讲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应付下来了。现在想想那时候胆子真大，自己正在读书，竟在小同学们面前当起老师来了。
学校房子不多，教师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很挤。有段时间因教室不够采用复式班上课，把一个教室从中间分开，一边坐一个班级，老师讲完这边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再给另一个班级讲。就是这样的条件大家也都学得津津有味。我记得二、三十个小伙伴个个天真无邪，一门心思读书求知，一想起来，幸福、甜蜜之状泛然心中，许许多多的童年往事仿佛就在昨日，就在眼前，不管岁月怎么更换轮替，脑海中的这段光阴都是无法驱走的。也许这就是先入为主的道理吧。
老师是每个人踏入社会结交最早的人，自然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其实老师就是你的第一面镜子，很多情况下人的一生怎样做人如何处事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老师为标尺的。我上初小时的几位老师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许建群、温富杰，还有一个姓杨的男老师，是最早教我们的，不久又调来一个女老师叫刘雪花。
那时学校条件不好，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废寝忘食”这个词人们经常用来形容一些英雄模范或一些领导者如何辛劳等，其实用它来形容当年的老师们是再适合不过了。那时的人的责任心是现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别说一般干部职工，也不说哪个单位的科、局长们，就是如今的市委、县委的书记、县长们也很难找出一个像当年的老师们那样对自己事业忠贞不二的人。
当时班里一个叫马群的同学有一本小画书叫《狐狸与刺猬》，另一位同学有一本《秦香莲》的画书，这在我们看来就是全班最富有的了。老师动员他们临时捐出来，同时号召全班同学把各自的课外书籍、玩具之类都临时集中起来，在班级里办了一个流动图书摊和玩具店，一到课外活动就领着我们到野外互相轮流看图书、玩游戏。记得东古路沟、西古路沟、麦场里都曾是我们的活动场所。这种把分散在同学们手中的画书、玩具集中起来互相分享的办法，是老师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想出的高招，着实为我们解了饥渴。要不是这样，想看那么多的画书在当时来说就是过于奢侈也无法实现的欲望了。我们玩的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一结束就盼着老师带大家出去活动。
老师们教得认真，同学们学得也刻苦，谁都没有马虎。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是班干部，在全班来说我的学习是数一数二的，当时我的同窗王平安、史学杰、党芙茹学习都很好，每次张榜前几名几乎都是我们。平安和我争夺一、二名的次数最多。那时候谁都有一股拼搏争先、不甘落后的劲头，这次你得了第一，下次我非超过你不可。
老师们经常变着法子组织学习竞赛,记得好几次都是在院内的操场上把我们分成几个组,每组四、五个人,每人都答同样的题,从东头到西头边走边答,看谁先走到头而且先答完答的正确,最后每组的优胜者再进行比赛,每次我都是第一名,从没落后过。考试有时是五分制，有时是十分制，有时又是百分制。不管采用什么记分制，初小的四学年八个学期我几乎都是满分，而且期期都是三好学生。兴五分制时我还常得红五分，这是因为，为了区别做题认真不认真，题全答对而且卷面整洁字迹工整者为红五分，有的尽管都对但作业不认真就给蓝五分。
我上一年级时许建群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是上面派到我们村来的。当时她还没有对象，人长得非常漂亮，村里的年轻小伙见了她都想多看两眼。别看她是个姑娘家，对学生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耐心不烦，体贴关爱。记得有一天午饭后，我和几个玩得要好的同学到了教室，有国方、平安和杨庆云，因为离上课还早，就想着法儿玩。杨庆云是张店庄上的，听说后来又改叫程庆云，是随楝树庄他亲戚家来我们校读书的。国方姓房，我问他奶奶叫表姑奶，我们是表兄弟关系，从入学开始我们就玩得很好，而且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他在同学们中间个子最高，从小就表现出热心帮忙、乐于助人的哥儿们义气。他自告奋勇站在最下边，让平安和杨庆云叠站在他肩膀上，从教室后墙的左边向右边慢慢移动。正在这时许老师进教室了，一看这情形吓了一跳，她急忙边说边哄把他们扶了下来，那情形就像一个母亲生怕调皮的孩子摔着一样。入学不久她就让我担任班干部。后来她嫁给了村里我一个本家哥哥，由于深深地植根于我心中的是师生关系，到现在我依然叫她许老师，从心里头对她由衷地崇敬。之后温富杰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对我信任有加，每一学期都让我担任班干部。他非常敬业，知识渊博，字也写得很有个性，他从教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李村，为李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年的初小时光在我的印象中是十分美好的，许多甜蜜的梦境，美丽的幻想，可敬的师长，难忘的同窗，惬意的童趣，无邪的天真，都历历在目，鲜灵活现，一想起来就觉得特别亲切，分外依恋。
告别了初小，该读高小了，我们就由班主任温富杰老师带领到白象店学校应试。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国家困难，学校办得少，上小学也是不容易的。上高小也像现在高招一样要经过考试，因为从我们村向北一直到仓头娘娘山下的椅子圈大队几十里就白象店一所高小，所以每年的考生竞争也非常激烈。那年我们全班三十多个都参加了考试，一共考上六个，分别是：王平安、史学杰、党芙茹、邢群山、马群和我。考语文的时候还闹了个笑话，崔润芳老师是主考，其中一道题是默写生字，她念我们默写。有一个贼字，她念了半天我们都无法写，原因是她念的是标准音的贼字，而我们从来没听过这个音，我们都是按照方言把这个字读成了“最”（音）字。有大胆的同学举手发言，说听不懂，要知道，我们为考试准备得很充分，默写生字这一关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弄清楚后崔老师也笑了，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考试，她将错就错也念起“最”（音）来。后来入学了崔老师见我们还开玩笑说，以后咱学校可不兴叫“最”字了。
白象店村比较大，东西长足有一公里多，这个村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地理优势。它是平原与丘陵的分界线，白象店以南到县城皆为平原，而以北就是丘陵了。鲁山城以北面积比较大，过去交通不畅，北乡的人们进城赶集办事要跑几十里路实在不便，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地处平原与丘陵结合部的白象店作为物资交流的集散地，而且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还有小满会三天，这个习俗一直沿袭至今。由于它的地理特点，进可以直逼鲁山县城，退可以周旋北部丘陵，史上为兵家看好之地。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2年,河南省教育厅就驻该村；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中州银行也曾置于此；再往后，这里还设过公社所在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地、县领导还在这里驻队蹲点，官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当年就在这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历史文化的积淀，酿成了这个村的好风水，光县级干部就出了“三个半”。三个是：姚清臣,曾任鲁山县副县长、平顶山市水利局局长;邢永年,曾任鲁山县副县长;李晓峰,曾任梁洼矿务局局长、梨园矿务局局长、平顶山盐厂厂长。半个是：乔振坤，曾任鲁山县县长、平顶山市城建局局长、平顶山市政府副秘书长，他是这村的女婿，俗话说女婿是半个儿，所以这个村也为他这半个儿骄傲。
正是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当时县里把白象店学校作为全县的中心小学，知名度非常高。这个学校的校长都是在全县选拔的最优秀的人才，像我们的李静远校长就是一个德才兼备、执著敬业、受人尊敬的智慧长者。每到暑假，他都身挎一个红十字药箱，扛着一面镶有红十字的白卫生旗，到割麦的田间地头儿给大家送乌鸡丹等消暑药品。他组织少先队活动很有办法，有一年的“六一节”搞队日活动，李校长带我们到村东的黑山庙坡下，将全体少先队员分成三个小队，分别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山顶发起冲击，他事先在山顶插一面红旗，哪个小队先夺得红旗就是优胜者。到山顶之后，全体列队，他给我们讲，以前有两个将军在山顶决斗，激战无数回合，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还没有分出胜负，两位将军为拼输赢，合力用枪将太阳重新挑会头顶继续拼杀，直到天黑才做罢休。就是听了他给讲的黑山庙坡的故事后，我才对家乡的这座山有了理解和崇敬。他之后的王清海校长还兼着张店区的副书记呢，学校的规格可见一斑。老师也是全县最拔尖的，像李国建、常瑞生、崔润芳、王度成、高梦礼、孟宪志、李国民、方俊道、朱兰萍、陶巨卿、王敬敏等都是当时全县的名师高手。这些老师后来全都调回县城及其附近的重点学校任教，如一高、完中等，有的还出任学校的负责人，有的还走上了教育行政领导岗位，成为鲁山教育战线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中坚力量。
学校坐落于村的中央。我们上学校去须从村东头过寨壕进庄，为了走路方便，人们把寨壕中间用土填起来有一丈多宽作为连接两边的大路。寨壕的边上长有一棵大杨树，说它大真是不假，现在回想起来足有好几抱粗，在当时我没有再见过比它大的树了。每到春上，树上长满了像芝麻虫那样大的杨絮，微风一吹，纷纷扬扬飘落很多也飘得很远。
学校的大门朝南，大门口隔路对面是一个很大很深的水坑。记得水坑的北沿儿是用大石条砌的，村妇们经常在边上洗衣物，每到夏秋天还经常用来沤麻和泡荆条。经常有成群的鸭、鹅在水中畅游追逐，水面上还飘着绿莹莹的水浮儿，三伏天经常看到会游泳的小孩儿们光着屁股在水里戏耍打闹，远远地就能听得到一坑的欢笑。大门是个过屋，是一排东西向约六、七间房子正中的一间，两边都是教室。从大门进去，左、右两边都是南北走向的教室，正对大门的最北边是教导处，房子很高，屋门口还有好几级台阶。左边的一排最北头是伙房，直接与教导处相连，自然形成学校西面与外界的封闭。右边的一排向北只到伙房处。教导处向东又是一排东西走向很长的教室，一直到东北角的厕所处，从此处向南又是一排教室。整个校园呈“p”字形，“p”字的圈里就是操场，在童年的眼睛里校园的面积很大。伙房处有一个用砖垒起来的乒乓球台，台面是水泥做的，很光滑，一下课都争着抢着占位置。从大门进去靠右边的那排教室北头一间东边窗户的外面是上体育课用来跳远的沙坑，坑的一头是学校自制的单杠，旁边有一棵老槐树，平时向我们发号施令的那口大钟就挂在上面。
到校后我分到五（乙）班，我们的教室就是学校大门过屋东头的几间房子。我的座位排在中间靠后，与我同位的是白象店的孙海水。到了新的环境，又结识了很多学友，白象店的邢建祥、王群、韩国强、李小山、李双群、段平、王长海、陈长水、周国志、王苟数，红利口的袁东海，岔河庄的贾长松、王羊娃，朱家沟的史会民，小许坊的毛新国，还有很多好友，在此不一一列举。
这一年的第一学期孟宪志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表情严肃，要求严格，批改作业仔细认真，他一到屋里全班同学马上就会静下来，几个调皮的学生也不敢大声说话了。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敬畏感，其实他从来也没有跟哪位同学过不去。第一学期的后半期我当了学习委员，经常收缴作业，和他接触较多，他心里头还是很平和的。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那是到白象店学校的第二学期。当时，家中经济十分困难，几乎到了缺粮断炊的地步，一到春天，青黄不接，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学校的学费大概是三块钱，加上书钱少说也得四块多，而当时在我家四块钱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家是全村最穷的，一件衣服从穿到身上就没有换过，直到破的无法再补了扔掉重做。一双鞋也是，穿上就没有下过脚，烂了总是补了又补，上北乡刘庄给花芝姐送米面时我挑的提斗，穿的是层表姐的凉鞋，我还穿过她的方口布鞋，同学们都笑我穿女式鞋。开学了，因迟迟缴不起钱，好几天了也没有发书，父亲找了好多亲友也没有给我借来书钱，最后无可奈何的叹息道：别去了，等过年有钱咱再去上吧！而我呢，生来好读书，星期天我都不想过，背着父亲继续往学校里跑。那时候困难的不止我一家，缺书钱学费的也大有人在。每天下午学校放学都在操场集中，各个班级从低年级至高年级依次列队听校长点评，点评后就把各班欠书钱学费的同学集中在最前面站成一排，逐个保证何时交钱。自然，我也是每次必站的一员。没有书本我就看同桌的，学校问何时交钱，我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来推去总是拿不去，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两三个同学站在那里。我想，就是只剩下我一个怕也缴不上钱，还不如不去了。就这样，那个学期我没有上到底就辍学了，自然也就无法参加期末考试。
一天，我正在家中帮母亲干杂活，我们的班主任李国建老师来了。从五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他就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他高高的个头，文质彬彬，典型的知识分子派头。他人和气，字写得特别漂亮，我在李村上学时羡慕温福杰老师的字，模仿得像模像样，到白象店后就学起了李老师的字。我在班里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而且是班干部，又不爱惹事，老师们自然就很喜欢我。李老师为我的辍学可惜，专程到家了解情况，当得知是因为缴不起书钱学费时，沉思良久，最后说服我父亲，先让我上学，学费的事他想办法。不久我接到学校通知，鉴于我家的特殊情况，学校作出了免除我学杂费的特殊照顾，而且一直到我在白象店毕业都享受着这一优待。后来我常想，当时与我同龄者不上学的多得很，如果不是当年李老师到家里了解情况让学校给我这样的关照，我也许再也进不了学校的大门，甚至永远会被搁置在远离知识的荒野上，我的命运将会是另一种样子。那时的老师就是这样，为了学生把心都掏出来了，尽其所能，帮其所需，实乃可亲可敬！
重新入学后我又从五年级读起，比我小一岁的书生也考上了白象店学校。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从小就玩得很好。他很聪明，数学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100分，语文倒是一般，多数总是靠数学的高分给语文平均80分。上学、下学我们经常结伴而行，在白象店的几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书生的家境比我家稍好些，他常常给我接济帮助，铅笔、作业本、墨水等要是我一时没钱买，他都毫不吝啬让我使用，久了我也还不清了，干脆也不说还了。至今我还觉得欠他的很多，尤其是困难时的资助那是无价的。
我们的交情可以追溯到老一辈。他父亲叫苏德成，队里的会计，是当时队里少有的能拿得起笔的文化人，谁家有个什么事需要立个字据、写个分单都少不了找他。我父亲是个老党员，1947年入的党，隔三插四帮公家管点事。有年秋天，一天，轮住我父亲在东岭看红薯，到了半夜下起了大雨，父亲听到地里有响声就起来，一看有人趁着夜黑雨大正在挖他看的红薯。那年月人们饿肚子吃不饱就想办法，父亲明知是谁也没有告发。那时候国家对这些事情管的特别严，第二天公安局就来了，说是父亲不说出谁来就把这件事安到父亲头上，这样的结果就是带去公安局判刑。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宁肯背黑锅仍然没有说出挖红薯的乡亲。还是书生的父亲替我父亲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恳求书，要求公安局给以照顾不要带走判刑。我记得恳求书中有几句特别感人，说我父亲上有七十岁老母，下有几岁孩子，又是老党员，一贯对公家忠诚等等，要求不要带走。当时我们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封恳求书上，希望奇迹的出现。谁知奇迹真的出现了，上头说，要不是看你这封恳求书写得感人，你想想啥后果。就这样父亲免除了一场灾难。后来想想都害怕，要是那次把父亲带走判刑，也就没有我后来的当兵、入党、提干了。因为那件事不久就开始了十年文革，后果可想而知，直到今天我都对书生的父亲心存感激。我也知道挖红薯者，但是我不怪他，是生活所逼的。但不知道挖红薯者的心里头想过感激我父亲没有，想没想过假使我父亲那天要是说出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到了六年级，崔润芳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这时候学校的秩序已经不如从前，白象店学校也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无法逃避“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还当了县里的大造反派，他和其他四个人一起曾夺了县革委五天权，回到学校后还在校园里以“反修战士负束”的名义书写大幅标语，有些学生也跟着起哄。当时，我们村考进白象店学校的几个同学也由平安牵头赶时髦的成立了个造反派组织，叫“河南二七公社鲁山革联张店分联白小八一兵团”，在同学们面前也显摆体面过，但谁都没有做过越轨的事。崔老师的成分不好，有好几次还被开会斗争，有次她的头发也让剪了。但崔老师不计较这些，教起书来依然十分认真，批改作业更是仔细，为防分数挂帅，有的老师不给作业打分，批改时只写年、月、日，而她照样画号评分。记得当时班里作业写得最整齐的是河西一个村的上官国强同学，她经常用这位同学的作业当范本要求我们。为了让我们好好学习，她想了很多办法，把全班的男女生混合搭配排位，一个桌子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那会儿都还比较封建，男女生都不好意思说话，这样有些调皮的男生课堂上就无法交头接耳了。我在班里不是调皮学生，还一直是班干部，同学们关系都很好，女生对我也不戒备。我和白象店的马玉荣同学坐一张课桌，有的同学在桌子的中间画一个道道儿，我们没有，看我总是占很少的地方，马玉荣同学还主动叫我往中间坐，我的笔没有水了还让吸她的墨水。班里有好几位女生很漂亮，像庙东的陈彩、我们村的党茹、白象店的张梅和马玉荣等，谁能和她们几个坐一个位就觉得自己有一种优越感。多亏了崔老师的严格管理，我们班的学习一直比较正常。由于正值文革巅峰，城里的中学停止了招生，我们连续上了三年的六年级，班级越来越大，人数越聚越多，直到我们村也办起了中学，我们几个才离开了白象店学校。
白象店学校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中有许多成为我心头永恒的存照，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一生。同样，我延续了在初小时的学习势头，期期都是三好学生。这些，要说要写岂是一部书所能承载的。
说起上学，不能不说我的两个妹妹。为了我上学，两个妹妹先后被拒于校门之外，开始因为家里穷供不了那么多学生，后来有了二妹二弟，大妹承担起帮母亲带妹妹弟弟的任务，他们不用带了，大妹也错过了上学的年龄。轮到二妹该上学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三弟，大妹帮父亲挣工分，带弟弟的任务又由二妹承担，结果二妹也错过了上学的年龄。其实她们脑子都很好使，大妹十来岁的时候，参加了村里办的扫盲识字班，一本书没有几天都背会了，回到家里在灶房做着饭还背给我听。当时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想着要是妹妹也和我一样该上学的时候就坐在教室里那该多好。二妹也是我当兵走后十一二岁了才勉强到学校读了两年书，在班里就她岁数大个头高，最后实在不好意思就离开了学校。两个妹妹对我都很崇拜，我在部队的时候她俩还问我要过军衣，那个年代女孩子都喜欢部队的军装，她们多么希望我能满足她们的心愿，让她们在人前风光露脸一番。可部队是缴旧换新，好像最终也没有实现她们的愿望，到现在我还觉得心里不安。好多姊妹小时候经常不团结，有时候还吵嘴打架惹老人心烦，我们从来没有，再怎么也搜索不到翻脸斗嘴的记忆。我在白象店上学的时候，有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学校举行灯谜，我猜到了两个字：一个是“茶”字，谜面是“人在草木中”；一个是繁体的“嶽”字，谜面是“山下俩狗说话”。每个字的奖品是七个糖豆，我领到以后，一个也舍不得吃，想着到家给妹妹个惊喜。谁知到家一掏，一个也没有了，原来我的口袋烂了一半，装在里面的糖豆不知什么时候就不在了，好可惜了一阵子。还有一次我从城里回来在路上捡了一张糖纸，又弄点泥巴裹成了水果糖的样子，到家后说是给她们买的糖，两个妹妹信以为真争着要，我把手举得高高的，待拿到剥开一看是假的。本来是逗着玩的，看到她们失望的表情，那一刻我难过极了，觉得对不起她们，发誓以后再也不给她们开这样的玩笑了。有回随父亲在楝树庄伙上吃饭，我趁人不注意，把别人泡在我碗里的油馍悄悄地用嘴削出来放在口袋里带回家给她们吃。两个妹妹的心地好人缘也好，大妹有年到东北三舅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没多久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孩子成了莫逆之交。二妹也一样，我们在老家东岭住的时候，二妹和学校的女教师程霞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姊妹。有一年，我从部队探家回来没有自行车骑，二妹说我给你找辆车，骑了几天才知道是霞的。霞的家不在我们村，上下班还得骑车，让人家步行了好几天，我知道后说了二妹，二妹却说我俩就是亲姊妹，不碍事。是缘分天就注定，从那以后霞见我们就像亲姊妹一样。这种亲情缘于二妹，也因二妹永恒。二妹的命苦，小时候几次害病都差点要了她的命而都神奇的扛了过来。出嫁成家了，却因家事没能扛住，于1985年9月22日撇下还不到两岁的女儿芬芬服药自尽撒手人寰。为这事，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不能自拔的愧疚和伤痛之中，因为二妹找过我，我是她信赖的哥哥，想给我说说心头的委屈，可每次我都严厉的批评她。有次她到县政府找我，在政府门口说了一会儿话，当时我已从医院的家属院搬到了县委办公楼后面的院里，我都没有想起让她到我的新住处看一看。好在外甥女芬芬懂事、争气，虽然她不是二妹亲生，二妹走后芬芬一直没有离开二妹生前的家，芬芬不仅是二妹的心坎，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现在我和妻子的眼中霞就是亲妹子，失去了一个亲人是极大的不幸，又有一位亲人来平复我的伤痛是我最大的幸运。更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全俊生在广电局上班，鬼使神差后来我也到了广电局，他又成了我的几个得力干将之一。如今，儿子、女儿和外孙女、外孙都享受着延续着这种亲情，外孙一博还不到入小学的年龄，可霞已将这个属于她的特权给一博准备着。两个妹妹是我沉重的话题，为了我，她们付出的是一生的代价。
还有一个人我是不会忘的，那就是韩宪。他是鲁山高中的毕业生。“文革”开始后教育受到严重的影响，不知怎的，从中学到大学都不招生，所以才有我们在白象店连续上两三年六年级的事儿。我因五年级辍学上两年，平安他们上三年。同样，上高中的他也没机会上大学，就回到了家乡。眼看着几十个嗷嗷待哺的学龄青年无所事事，他理解我们对知识的渴求，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下决心办自己的中学。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白手起家，无场地、无资金、无设备、无教师，一大堆困难摆在眼前。然而面对这些他没有退缩，他以超常的毅力把我们的希望变成了现实，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办成了。我记得教室换了好几处，最早是在花月她母家的屋子里，后又到永北队的会计室里，再后又在学校东边一家民居里......课桌都是他带头用坯垒起来的，而且挪一次垒一次。教具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什么办法都想了，什么难都做了。
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和同学们议论起这件事，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心里头由衷地感谢他。不敢想象，要是他不把李村中学办起来，那么，几十个人将如何度过那两年的时光？按现在的话来说，如何与后来的人生之路接轨？确实如此，三年之后公社办起了高中，这一班人刚好接着可以上，如果没有李村初中三年的衔接，有高中也无法上。这一班人也着实托了他的福了，这些年，我和拴子、三玉、平安、国方、书生、天成接触较多，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全班二十九个同学，备受大队重视：开拖拉机，办代销店，进宣传队，民办教师，入团参军，招工上学，优先考虑我们。我和史端正、郭长发参军入伍；李拴、姚小兰、杨金昌先后到学校当民办教师；李三玉、史学杰、李老淮、李长松、杨庆欣、杨须等进企业当了工人；党芙茹上了师范、史萍上了大学；李国旗当了团支部和大队干部，苏书生、马群当了生产队会计，大多数同学都曾是大队、生产队的骨干；就是今天，拴子和金昌依然在村里挑着大梁。或许就是因为他的过度操劳，在为我们设想的同时，一定意义上说他自己的健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至于最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事业。
他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对学生一视同仁。在全班当中我的经济条件是最差的，但他从不歧视。他在学校管理上很有创造性，把整个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个班按军事化编成一个连，由我任连长；他兄弟叫韩清海，学习也很优秀，任副连长；每个班为一个排，过去的班长改为排长。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初中班，平安是排长，他让我又兼任班里的副排长，意思很明确：我是连长要以全校的工作为主，这个创意搁到现在也不算过时。虽然我没能和全班同学一起上到毕业就参军入伍，但毕竟这是我的母校，想想他和老师们对学校的全心投入，我都非常感动，对学校有着深深的眷恋。后来学校搬到了东岭，有年拴子和时任村主任冉先锋找我，让我帮忙想法找钱修村上到楝树庄的路，我去找市交通局长张国需。不久前他还是我们的县长，是鲁山百姓遇到的又一个难得的好县长，对我工作的支持、个人的关心都没说的，在他手下工作有啥说啥开心舒畅。好人有时候是要吃亏的，一个大佛弄得沸沸扬扬，都说佛力无边，可连个好人都护佑不了，弄得两位地方主官处分的处分、调离的调离。我相信到头来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别指望这个大佛了，鲁山的百姓会让佛力汗颜，得民心者得天下，张县长会让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记在心上。凭着他在当县长期间与我的关系，当即让我打报告，以公路“村村通”的名义给解决了十万元资金硬化了这条路。有一年学校修房子，时任村支书、我的老同学杨金昌找到了我，我通过好友、时任团县委书记陈立新，为学校筹集了五千元的希望工程资金。这些钱不多，值不得一说，但为家乡、为母校能尽点微薄之力，心里有一种回报感，觉得幸福。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它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兄长。我参军后从未间断同他的书信来往，入党了，评五好战士了，提干了，立功受奖了每一个进步都先告诉他。1979年我率部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出发前我作了一首诗寄给他：《我战斗在祖国的最前线》，他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我也从他给我的每一封书信中不断地受到启迪、鼓舞和鞭策，汲取营养，收获感悟。在部队得知他的噩耗后，当即强抑悲痛写下了《悼宪哥》一文，文章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李村永记您英名！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怀，李村真的不会忘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