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奉命编成志愿军赴朝参战。在一个夜幕沉沉的晚上，我随着后期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我们的目的地是朝鲜的西海岸，听说美国的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要在这里进行第二次仁川登陆。这里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我军到这里也是准备着登陆作战。

　　入朝前，我所在的不对防守在东南沿海的广东一带。入朝命令传达后，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此时却得知我和战友小潘要被留在广州的留守处，原因是我们身体不好，经受不了朝鲜战争的艰苦环境。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俩都急坏了，找领导坚决要求随部队走，可领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我俩找到后勤部最高领导政委魏强同志，魏政委见到我们就说，看你们这样子，怎么能跟得上不对行动？再说朝鲜参战那是九死一生，你们就不怕吗？我们马上回答道：不怕！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国际烈士，反正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政委看我们很坚决，也就勉强同意让我们跟着部队走。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我是对南方的气候和水土不服，吃不下东西，全身浮肿，小潘是因为患了神经型呕吐，吃多少吐多少。我们坚信这是暂时的，不久身体就能恢复好。我们俩做好准备，下午就随部队出发了。步行一天多到了广东的樟木头火车站，上到闷罐车一直到达安东，经过了短暂的休息后，换装部队在夜幕中度过了鸭绿江。虽然我们是在夜幕中行进，但也深深感受到战争带给朝鲜人民的巨大灾难，看到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一踏上朝鲜的土地，闯入眼帘的是一片片废墟，不是大大的炸弹坑就是残墙断臂，就连和中国隔江相望的朝鲜第二大城市新义州也被炸成了焦土，在行进途中既看不到房子，也看不到人烟，战争的惨景，着实让人触目惊心。

　　当时，听说老美要从朝鲜的西海岸登陆，我军已赶到西海岸做好了战斗准备，可老美一直没敢登陆，在这期间，我和几个同志北调回国学习。学校在东北的海城县，过了春节，正准备编班上课，前方却发来了加急电报，让我们停止学习，赶回朝鲜前线，我们又第二次渡江返回朝鲜。这时，前方部队已经离开，到三八线接42军防地，要打仗了？所以我们当天晚上就达成运输屋子的汽车出发，汽车只能晚上走，白天美国的轰炸机封锁了公路。走了一夜，天亮了，我们就在山沟里老乡家休息，当天下午三点突然听到广播里说苏联领袖斯大林去世了。首先是我们的房东阿妈妮大哭起来，嘴里说着：为什么美国的杜鲁门不死了死了的，斯大林怎么死了。当时我们的同志也跟着一起号啕大哭起来，因为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斯大林是国际无产阶级领袖，苏联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斯大林的逝世，对我们来说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就像天要塌下来了，所以我们的同志都痛哭不已。

　　可是出发的时间就要到了，人们还没有吃饭，当我帮助阿妈妮把饭做好，并把粥盒端到锅台上时，在慌乱中，我竟一脚踏进了粥盒里。这一大盒粥不能吃了，同志们只好饿着肚子前行。我心中十分难过，一方面心里深深怀念斯大林同志，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粗心慌乱损失了一大盒粥，要知道当时的朝鲜粮食奇缺，部队也缺粮食，这一大盒粥够阿妈妮吃好多天呢，所以我比别人哭得更厉害。

　　在朝鲜的行军，不论是步行还是坐车，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的飞机，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就像特务一样监视着我们的行动。好在当时志愿军已经总结出一套土法防空机制：一段30～50米就设立防空监视岗哨，只要听到敌机声音就发出警示，这样，敌机还在十里之外，司机听到警示就关了车灯，军队汽车延绵几十里的“火龙”，瞬间就消失了。敌机对我们这种魔术般的防空战术，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应对。

　　但是由于敌人的狡诈，也有来不及防范的时候。我们所乘的那辆汽车在行驶中听到防空枪响，汽车灯马上熄灭，但敌机已经呼啸而至。同志们慌忙下车隐蔽防空，但敌机上有一种我们叫“空中炸”的炸弹，可以在空中爆炸，弹片像雨点般下落，再加上敌机的疯狂扫射，杀伤力很强。当敌机走后，我们发现车上的人基本上安全无恙，可我们后边的车却被打中了，车上有军文工团和卫生院的同志，一位文工团的小女孩，怀抱着小提琴坐在车上，北敌机的弹片把头部削掉，才十几岁就牺牲了。卫生部的科员陈策同志手腕被炸断残废了，还有些别的伤残者，甚是凄惨。处理完现场，我们又继续步行，在拂晓前到了三八线附近的梅安里。那是个很深很长的大山钩子，是我军的军械库军药库所在地。到达后，我俩女同志住黑木棍子搭的屋子，还有一铺小炕，抗是热的。在三八线上敌人的眼皮底下住这么好的抗，我们很是满足了。可是我下车后，右脚踩到地上时却毫无知觉，我意识到右脚一路上可能冻僵了，进屋后大头鞋脱不下来，冻在了脚上。是同志们七手八脚帮我把鞋脱了下来，可右脚还是木得很，没有任何感觉。虽是3月份，可朝鲜的气候比我国冷得多，因为我在车上时脚上什么也没盖，过了一夜，脚已经冻伤了，第二天脚肿得很厉害。怎么办？当时什么药也没有，朝鲜一位阿妈妮看到我这个样子，立刻上山采了蒿子类的草药，用过熬了给我泡脚，一连用了五六天，我的脚才有了点儿知觉，逐渐消肿了。总算保住了右脚，没有残废，我很幸运。我永远不会忘记中朝人民的友谊，更不会忘记那位不知姓名的阿妈妮。我脚好后，被分配到军药库工作。这里是全军物资供应基地，是敌机重点“关照对象”，侦察机和轰炸机每天盘旋于上空，轻者用机关炮扫射，重者扔些炸弹。在那里工作虽然很艰苦，除了钻山洞就是钻山洞，可我们的身体锻炼得很棒，干劲十足，每次从国内进货，都要从山下背到山上，比如背布匹，每匹10斤以上，一般女同志也只背3、4匹上山，可我背上13、14匹爬山。这个时期是我身体和精神最棒的时期，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功。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了。顿时整个朝鲜沸腾了，朝鲜人民高兴得载歌载舞，就连80岁的老奶奶也跟着唱啊、跳啊，加入到年轻人欢舞的队列里。停战后，我们女同志陆续回国，我也回国了。

　　如今我已80岁了，到了这把年纪早已拿东忘西，丢三落四，然而57年前战争年代的往事，还是很清晰地记得，现在还常在脑海中出现，特别是朝鲜战争的场景历历在目。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短暂的，在我的生命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经历，心情总是十分激动。朝鲜战争打了三年零一个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胜利而结束，但很多人永远长眠在那里。当我们在和平年代里享受着幸福生活的时候，绝不应忘记那千万个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今天的和平年代和幸福生活，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活在他们开创的事业里。
（来源：老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