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双亲》一书的主编丁东，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父母去世，乃人之大痛。所以古人才形容大悲痛为“如丧考妣”。身为儿女，撰写回忆文章，寄托对父母的哀思，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然而，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又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的公公汤用彤，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乐黛云在《一块温润的美玉——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一文中，回忆了在嫁给汤用彤长子汤一介的婚礼上自己的“道白”：“……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正是出于“革命化”的考虑，作为新过门的媳妇，乐黛云竟然拒绝出席二老在森隆大饭店请至朋好友的婚宴，给公婆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几十年后公婆都已做古，乐黛云仍追悔莫及地写道：“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

　　无独有偶，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1949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这样一层“海外关系”背景，使钱理群从小就背上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家庭包袱，还影响到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了表示自己坚决不当“反革命的孝子贤孙”，钱理群把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付之一炬。钱理群在《哦，你是我父亲》一文中，写下了这样摧肝裂肺的字句：“我亲手点燃的火，一点一点地吞噬了我的父亲——他的沉思，微笑，连同他对我的全部爱和期待！……我仿佛又听到了早己埋葬在童年记忆里的父亲的那一声叹息……”

　　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记述了父亲李锐、母亲范元甄之间几合几离的婚姻悲剧。李南央说：“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特殊年代独特两辈人的关系，现在的青年人听来，可能觉得是阿拉伯的“天方夜谈”，简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然而，这就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司空见惯的现象。

　　斯大林说过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个革命者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个人的，一切都归于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还说过这样一句残酷无情的话：“为几亿人的幸福，几百万具尸体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亲情、人性，都泯灭在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之中。

　　沃尔夫岗在《革命抛弃了她的孩子》一文中说：“乌托邦的天国就不可能建在地上。”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还有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赫兹卡的《自由之乡》、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以及中国那个圣哲老子描绘的《华胥国》。江山代有预言家为人类描画出一个个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多少红色殉道者像前赴后继的灯蛾，追求的是辉煌，得到的却是毁灭。米兰.昆德拉在《玩笑.英文版自序》中这样调侃一句：“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怦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有些书读后是噙泪，有些书读后是泣血。

　　《追忆双亲》一书更为珍贵、深刻之处在于，古往今来，怀念父母的篇章。多为缅怀父母的养育之恩，礼赞父母的高洁美德，而此书所收篇章，则超越了“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这一人之常情，直面特殊的历史背景，勇于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反思，放在人性的显微镜里审视。

　　邢小群在《我的父亲》一文中，真实地为读者再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哺育下成才的作家邢野的形象。因了“真实的残酷”，引起姐妹们的不满：“这样写父亲，姐姐不舒服，说，人都过世了，一了百了吧；妹妹说，你写下这些，说明你心里有恨；……弟弟则担心低俗小报去炒作。”作者邢小群说：“怎样写父亲才算公正？我曾试着为他开脱，比如，内心的追求与时代的不适应；不希望被人忘记，却拿不出应合时代的作品；渴望与人沟通，又惧怕人际关系；有意远离社会，社会也在抛弃他……”邢小群出于一个作家的良知，出于对历史的负责，还是秉笔直书，写出了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复杂多面的文人形象。

　　徐贲在《我替父亲整理遗稿》一文中，为读者刻画了一个知识分子“犬儒化”的命运轨迹：“我父亲在晚年的自述中说，他一生中，只为自己做过两次决定。一次是决定放弃写作，第二次是决定放弃教书。他畏于文祸，决定放弃写作的时候，不过刚刚三十出头。他后来回想道：‘我在三十多年以前决定放弃写作生涯虽然是不很愉快的，但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抉择。’如果继续写作，‘我将追随在众多的同人之后，亦步亦趋，为应诏或自荐而搜尽枯肠，同时卷入文化界的种种纷争……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就算竭尽所能，居然通过了各种窄门，那代价也将是极其惨重。我将浪费几十年的光阴，战战兢兢地揣摩风向，先意承旨，唯恐逾越雷池一步。结果是不断灾梨祸枣，制造出一堆干时媚俗，败坏读者胃口的文字垃圾。’在他告别写作三十年后，他又决定告别讲台。文革中的‘恶性大暴露浇灭了我对教学工作的兴趣……我已心力交瘁，再不愿尸位素餐，继续贻误青年了’。……在写作《谈少年的老人》（1943年）时，我父亲对他自己后来身体力行的犬儒主义充满了反感和厌恶，他批评当时的一些落伍者：‘他们是犬儒和庄子的合体，他们无所事事，奉行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然而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我父亲在中年以后，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变成这样一个得过且过的犬儒。”徐贲百无禁忌地对父亲做出深刻地剖析：“犬儒一旦达到‘看穿一切’的境界，他看穿的世态人情、各色人物中，一定也包括他自己。……他在《奴性平议》中承认，自己也是这种普遍奴性的俘虏，只不过与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比较‘自爱’一点罢了。总算还能保持一点不至于自我作践的自爱。”

　　正是在对父辈人生的审视和反思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

　　《追忆双亲》一书中，有着许多闪光的篇章，如章立凡笔下“七君子”之一、建国初粮食部长章乃器的《是父亲，也是朋友》；戴晴笔下不谙官场潜规则，只重江湖义气的《我的继父唐海》；宗璞笔下大哲学家父亲冯友兰的《云在青天水在瓶》；梁培宽笔下那个敢跟毛泽东庭争面谏的《我的父亲梁漱溟》；老鬼笔下那个《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母亲与我》；以及杨团写韦君宜的《〈思痛录〉成书始末》、林贤治写其父林举荫的《写在风暴之后》、北岛写金融家赵济年的《父亲》、季承写北大名教授、中国语言文字大师季羡林的《祭父文》等等，这些风格迥异，视角奇特的众多篇章，构成了厚重的一部书。

　　我们正是从两辈人关系的扭曲、异化、变形中，读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集体潜意识”（弗洛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