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年初，领导上告我：让我去“五七”干校学习、劳动锻炼半年。那时我到公司机关工作不足2年，原来一直在生产第一线劳动，按说没有必要再去“五七”干校锻炼。但是，领导上说这是对我的信任和考验。于是，我就在春节过后“高高兴兴”地打起背包到干校报到去了，开始了我为期半年的干校生活。

　　区“五七”干校坐落在城北郊离城十余里的立水桥（现在那里已建成了大型居民住宅小区）。因为当时国外传说中国的“五七”干校像集中营，都建有高墙，拉着电网。而我们那个干校当时属于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所以连院墙都没敢建，只有一个孤孤零零的大门立在汤立路旁。

　　1、整齐划一的军事化管理。

　　干校共分为四个队，一、二队为大田队，从事水稻种植。三队为菜队，从事蔬菜生产。四队为后勤队，按我们当时调侃的话说从事“双喂”工作——食堂（喂人），猪场（喂猪，实际上不光有猪，还有鸡、鸭、羊）。我被分配到四队，工作是放羊。巧了，在那遇到了我小学老师，并且做了我的班长。干校实施半军事化管理，起床、出操、吃饭、熄灯均以号音为准（放录音）。每天起床后要将被子拍成豆腐块，各种用具要码放整齐，白天无论学习还是休息都不能沾床，只能坐在小马扎上。虽然当时已粉碎了“四人帮”，但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还深深地存在，干校规定：不许玩扑克、下棋，不许看除政治学习材料以外的任何书籍，女同志也不许打毛衣、做家务活，一切以劳动、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为己任。

　　2、紧张繁重的学习、劳动生活。

　　干校实行的是半劳动、半学习的思想改造方法，按说不应太紧张和太累。但是，由于一切除正常学习、劳动以外的其他活动都安排在业余，所以就大大影响了正常的睡眠，一段时间下来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困。记得刚刚进行完入校教育，干校就组织全体学员漫宿舍的地。每天晚饭后合灰、抹地，半夜起来压光，一连几周每天只睡3、4个小时。好不容易打完地，又开始进行“五•一”游园节目的排练（全都用的是晚上的时间）。以至于，“五•一”游园结束后回到家我就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以后，整整睡了一个转轴还多。

　　3、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干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区属各单位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老师，其中不乏高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的主要“职能”就是对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改造的手段一是学习，二是劳动。为了加强思想改造，劳动中尽量不用机械，如：插秧不用插秧机，一律手插（建校所用的砖是拆的北京旧城墙砖，当时就是靠人拉肩扛运来的）。同样为了加强思想改造，还组织学员到当地农村插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食堂和猪场不能离人，所以四队的学员不能全去，要挑一部分人去插队。挑选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所谓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二是属于思想进步的骨干（以便帮助前一类人）。我既没有所谓问题，又不是骨干，所以插队没有我的份。

　　4、轻松有趣的放羊工作。

　　我的主要工作是放羊。这件工作较轻松，原来是女同志干的活，但后来发现女同志干此活有诸多不便（如：生理问题就不易解决），于是改为男同胞做了，便宜了我们（还有一个学员同我一起倒班轮流放）。每天，我赶着羊到铁道边的草地上放牧，只要羊吃饱了就算完成任务。放羊时，我坐在地头看住庄稼地，以防羊糟踏庄稼，羊跑远了就扔一块石头。闲暇无事，我就偷偷的带一本书看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抄完整整一部《唐诗三百首》。当然，也有不轻松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把羊赶到地头后一只怀胎的母羊下仔了。我从没经历过羊下仔的事，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下仔，然后抱着小羊，赶着母羊回来了。为此事我着着实实地挨了兽医一顿批，告诫我：今后临产的母羊一律不得赶出圈。再有，给羊剪毛，手持一个大剪子不一会儿就磨出血泡了，羊也被绞了好多口子，真是人、羊双受罪。除此之外，我还抽空帮忙喂猪、剁鸡食，总之学习了不少养殖的知识，长了不少的学问，所放的羊也由当初的20多只增到50余只，翻了一番。

　　5、自由自在的留守日子。

　　最值得怀念的是留守的日子。干校是半年一期轮换，新学员刚入校有半个月的入学教育，光学习不劳动。别的劳动都可以停，但“双喂”是一天都不能断的，因此就需要上期学员留守。由于已经属于毕业的学员，所以就不用学习了，管理上也就相对松一些，于是留守就成为自由自在的美差了，我有幸担负了此“重任”。任务轻松，闲暇无事就干点私活，我和另一个男同志将全班的自行车都大拆大卸地擦了一遍，女同志把大家的被褥都拆洗了，免去了回家的劳务。为了走前的会餐，晚上偷偷地除去捉家雀儿、插蛤蟆（田鸡）。谁成想，头一天捉的家雀儿扣在脸盆下面，夜里被猫偷吃了，白忙活了。到了会餐那天，留守的人员都不吃晚饭，等着私下偷偷地会餐。

　　半年的干校生活虽然艰苦、紧张、刻板，但是确实锻炼人，值得回味。尤其是，我在那里结识一些好朋友，这些朋友至今仍有来往，时常聚会。34年了，愿干校的校友们健康长寿，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