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养老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热点，这是中国社会老龄化时代到来的必然现象。
　　清华杨教授的方案，所谓五十岁退休，六十五岁领退休金，这个概括未必准确，但大体上是这么个意思。让退休者延迟领退休金，迟领五年十年或十五年，耗尽积蓄之后，再做些“园丁”、看大门的事弄点口粮，再等退休金的“甘霖”，这样的“奇思妙想”怎么会出笼的，我不知道，这个立项的科研经费看来是白扔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养老基金不够应付。缺额就要填窟窿，杨教授的这个方案就是让老头老太们自己填这个窟窿。这样的“解决思路”如果可以成立，那中国的事情解决起来太简单了。武汉的地方债几乎到了每天要还一个亿的地步，一千万武汉人民每天少领10元的工资不就“轻易”解决了？今天看到媒体报道据说未来有将近9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恐怖得不得了，其实贴上杨氏的“万应膏药”，这也不是个问题。人民当家作主，从来是老百姓找政府算账，杨氏弄出个找老百姓要账的方案，引起怨声载道，在所难免。“专家”可不能这么向政府“献计献策”，想错了不要紧，可别“想都不想”。
　　养老金“窟窿”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发达国家在面对，老龄化提前到来，而经济基础比发达国家要差许多，解决起来更困难。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计划经济”中最没计划的就是把企业留存的养老金给支用掉了，这是老百姓要找政府算账的理由。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基本在低保水平，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政绩”，但是算算政府圈走农村土地的巨大收入，区区低保农民兄弟还真不稀罕。社会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缺陷、失误，需要复杂的“系统工程”来弥补和纠正，这个解决中国养老金的“数字模型”需要确定一个大致的构架，通过各种参数的调适，反复论证才能形成一个可操作性方案。岂能只有统统让退休人员全部“买单”这样一个“参数”？
　　以房养老，外国有经验，中国当然也可以搞。但真正能这样做的，只有一些有房孤老，而且这个房子必须值钱，荒郊野地的老房坏房而且没有“地权”，交给银行让它养孤老一辈子，除非让银行家都成为慈善家才行。就是城里的孤老，我现在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在养老院、护理病院的护工素质，实在有点可怕。本来是花钱购买的服务，如不留神，等于请了个“太岁”。“进院”的老人都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行动不便，老年痴呆也不少，如果遇上几个“太岁”，那真是生不如死了。政府包不下来，再加上管理跟不上、不到位，社会上的种种怪象、人性之恶劣，都会在养老院中肆无忌惮地上演。就是这样，养老院也是“稀缺资源”，走投无路的老人还得“挤”进去或者被“塞”进去。可见，中国的养老问题，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养老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让国家全部包下来。生老病死，人生“四大样”，没有一样国家包的下来。传统时代，一切“自理”；现代国家，能做到的最多也是“保底”。生，提供医疗条件；老，给个最低生活保障；病，提供医疗条件和补助；死，补点丧葬费。做到这些，国家也已经十分“吃力”。有些事情，政府没做好，要负责任。计划经济时代扔下的养老包袱只能重新背上，圈了那么多地搞来的钱，地方政府也不能以付了土地补偿金的“官价”对农民养老撇清责任。但是，作为每个活着的老人、年青人，一定要记住，养老归根到底是自己的事。青年时代多努力，老大不至徒伤悲。夫妻相爱且相重，老来相扶度余生。子女教育要做好，孝养托终才有望。青年时代不勤奋、不勤俭，成家之后生活放荡，男养小三女出墙，家里弄得鸡犬不宁、鸡飞蛋打，家财不管多少，都会弄得不成样。儿女少失怙爱，即使老来返哺，也不会给好脸色，更难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老人晚年生活幸福与否，大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看：生活无忧，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子女平安。这四个方面，当然不能是“高标准”，而只能是“低标准”。要达到这些“低标准”，都要从青年、中年时代有思考、有安排、有行动，不要把自己的未来全部放到“救世主”手上，没有这样的“救世主”。人寿延长，需要大家思考得更长远。把自己、把子女“安排”好了，老来的麻烦会少许多。人生的幸福感，有时并不在于少年、青年时代的磨难，而在于老死之间的安祥。有了这份安祥，磨难会变成引为骄傲的精神财富。青年、壮年时代的放纵，无论是小三小四的男欢女爱，还是酗酒夜娱，家庭、健康都受打击，往往是以牺牲老来的安祥为代价，当磨难在老来降临之时，青壮年时代放纵所带来的“喜悦”会变成无可换回的悔恨。自养、亲养是最好的养老方式，政府提供的常常是些无奈之下的养老方式。
　　养老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可以引导到更广阔的人生与社会的思考上来，钱的问题要解决，但有许多并不是钱的问题，却比钱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