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老年大国。知青作为今日中国老年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更多，情况也更为复杂，急待政府和社会各方给予关注和支持。

 

 

　　在中国社会养老的大形势下，知青老龄化状态及养老问题尤为严峻。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各类的不完善“阵痛”，诸如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过大，缴纳社保金和退休养老金领取出现双轨制，社会养老资源稀缺匮乏等，知青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到70％左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亏损倒闭、破产、改制。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其中知青占75％左右。21世纪初至今退休的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三分之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老知青刘晓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说：“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觉得不能忘记这些人。他们落到今日的境地，当初政策的制定者要负很大责任”。

　　（二）知青老人中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2013年２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老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绝大多数知青未富先老，退休后由于领取的退休金少，社会保障低，早已沦为社会最低层的庞大弱势群体。

 

 

　　中国地广人多，国情复杂，进入老年社会后面临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多，当局和社会都深感困扰。就知青养老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当前存在“四大缺位”，即主体缺位、政策缺位、资金缺位、资源缺位；还有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

　　(一) 养老主体缺位

　　中国传统历来强调“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进入老年必然产生依赖感，究竟能依赖谁？80年代曾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变成，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大家的共识是，养老不能靠政府。中国传统的养老理念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对当代的中国社会已不现实。因为1979年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普遍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他们的独生子女婚后呈现“４＋２＋１”的倒三角模式。一对年轻夫妇要赡养４个老人和１个小孩，自己还要工作挣钱，导致很多年轻家庭负担很重，照顾老人往往力不从心。有人戏称，中国独生子女的一生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在当今中国，要实现“养老靠社会”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养老靠社会”的实质就是要依靠政府或社会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组织现时很不完善，国民整体慈善意识不强，老百姓也好，企业家也好，他们的捐助慈善多是发生大灾大难的时侯，依靠广大民众的善举不可能支撑永久性的社会慈善开支。2014年３月的“两会”代表曾这样回答小编：“社会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家庭”。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财力。政府的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当然对社会养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社会养老是去中国政府当前要面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之一。

　　(二) 养老政策缺位

　　许多社会研究专家都强烈批评当前中国政府的养老政策，如认为养老金的双轨制不合理，养老保险替代率过低，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比率过高等等，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的这些养老政策不符合人性化，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１．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养老是当前中国民众都面对的首要问题，其中以养老保险替代率问题最为突出。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的平均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

　　从一个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得知他的退休生活大致在一个什么水平。现时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下降至４０％以下。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应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而机关、事业单位由于沿用财政包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90％左右。

　　２．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现时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２倍，是北欧五国的３倍，是Ｇ７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现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经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更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社会学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现时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缴费过高，以政府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的。

　　3、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实行双轨制：现时中国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釆用着二套方案。

　　一套是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在职时不缴付养老保险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他们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此称“免缴型”。另一套是对企业现行职工实行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基数是根据个人每月的税前工资，由企业负担20％，职工本人负担８％，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约为在职工资的40％－50％，此称“缴费型”。这种不平等方式意味着企业职工要拿他们缴纳的养老金，为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买单”。据统计，中国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了为218亿美元，达当年ＧＤＰ的5.4％。作为老知青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这样认为，“养老双轨制”是一个带有严重歧视性的剥削制度，强制性的把中国人给划分成了不同等级。“养老双轨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对社会的就业平衡、人才流动也造成严重影响。事实上，为什么同是中国在职人员，普通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占工资的28％，而政府公务员却无须缴纳；但退休后，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却可以是一般普通职工３倍。如以江苏省的处级公务员为例，他们从不用缴纳社保，但所拿的退休金可高达七、八千元，一般职工只有二、三千元，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三) 养老资金缺位

　　中国政府的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投人较少。王锡锌教授曾经指出，中国政府对社保的整体投入太少，现时的社保投入水平仅占财政指出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然而现时中国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开支，却高达20％。据有关媒体报导，中国政府最早于2001年决定做实８％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时，最早曾以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做试点。８％由财政补贴５％，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５％。到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沿用此比例；但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扩大到13个省份时，对上海市、广东省这样的财政富庶地区，中央财政就不再补贴，全部要由地方财政全部承担。另据《华夏时报》报导，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养老金缺口达1.7万亿元，2011年的养老金缺口比这个数据还要大。

　　由于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中国政府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以减少养老金的支出。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3年６月公开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并称将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建议。正考虑2020年逐步将退体年龄推迟到65岁。根据郑秉文的测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全国的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而据《新快报》报导，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强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他认为，要解决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应该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入全国养老基金中，以及在养老金基金的保值、增值等方面来弥补补养老金的缺口，不应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社会学专家唐钧也认为，一些官员、专家主张延迟退休，或提高职工缴交养老金的标准，是撇开政府的责任。事实上，现在全国的养老金总额存在巨额债务和缺口，是长期以来政府财政对社保投入太少的结果。

　　(四) 养老资源缺少

　　养老资源是指社会的养老福利院床位、治疗器具、护理设施等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物质短缺的社会，许多物资还要凭票证计划供应。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早已经是买方市场，但社会福利性的养老、医疗服务资源仍然十分紧缺匮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每100位60岁以上老人，国家财政承担的公益养老福利院床位，达到18－20张床位，非洲国家也达到12张床位。然而中国就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才达到６－７张；内陆一些条件差的城市，只有２－３张，有的地区更几乎空白。有关数据显示，现时中国的养老保障和医疗服务复盖面，仅占老龄人口的56％。北京市老人排队等侯公办养老院的床位，一般要轮候几十年，最久的甚至要轮候100年。很多城市老人轮侯公立老人福利院的床位，己经排到10年至20年后。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特出问题。国务院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表明；城乡低收入的病人，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比例占41％；应就诊而未就珍的患者，自行进行医疗的比例，占了城市居民的47％。各地医院都存在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的情况。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市级医院的住院病房长期都在走廊加铺，男女混住。民办医院的住院床铺也很少，各病科的病床经常要调剂互用，如心血管科的男病人要调剂住到妇产科病房，这不是笑话，而是现时看病难、住院难的严酷亊实。

　　(五) 贫畗差距过大

　　2012年９月23日，由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执笔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01，在国际上属于少数收入差距特别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是用来定量测定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其数值在０－１之间，越接近０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越接近１就表明越不平等。按照国际的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已表示该国收入水平差距较大；0.45以上就表示社会贫富很悬殊，容昜引起社会动荡。王小鲁称，中国0.501的基尼系数测算尚未包括农村居民，由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乡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无疑高于城镇居民。但因为缺乏城乡统一的收入数据，无法对中国居民整体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计算。但仅就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的情况看，中国贫富悬殊已经处于一个危险水平。

 

 

　　如何走出知青养老的困境，让广大老知青能安渡晚年，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涉及中国的政治与和诣稳定。解决好知青养老问题，等同解决生活在中国城市底层弱势群体的困难。为此，近年广大知青提出不少了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一) 知青养老的主体应该是政府

　　央视著名评论员曾指出，政府是干什么的，首先是公益事业的提供者。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抓ＧＤＰ、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政府官员要树立“以人为本”观念，城为知青养老的主要责任者，当好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的主角，民间捐助、企业家捐助只能是辅助手段。而家庭也应负起养老的重要责任，子女尽孝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应该发扬光大。

　　他认为，知青养老理应是政府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执政为民的实质内容。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养老事业，有关的养老决策，资金安排，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才能到位。“心为民所系、为民所想、为民所急”应该成为衡量政府官员的具体业绩，而不能仅仅成为一句空话。

　　(二)制定公正、合理、平等的养老政策

　　中国政府应该大幅提高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知青养老金替代率和退休金绝对额。基层工厂的职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政府的财政税作出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他们的工资水平太低，社保金缴付比率过高，退休替代率只有40％－50％左右。相反政府的公务员工资一向较高，却不用缴交社保金，退休金替代率可高达90％，是广大退休知青职工的４、５倍，明显有失公平公正原则，令民怨极大。广大老知青强烈要求根据公正、公平、合理、平等的原则，全面调整、制定新的退休养老政策。

　　包括一是取消现行的缴交社保金、领取退休金双轨制的歧视政策，实行全面并轨。据说国务院已经在考虑并轨问题，但来至公务员群体的阻力很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扬燕绥提出：应由个人缴付的8%的职业保险金，在公务员加工资后提取；

　　二是提高基层退休知青的退休金替代率，其实就是提高到与公务员一样90％，也不算高，退休金绝对额也只有公务员退休金的40%--50%；

　　三是降低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起码应该降至现今世界各国缴费率的平均值以下。

　　(三) 设立专项知青养老救助福利基金

　　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另一方面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的实质主体就是知青群体。但随着知青老龄化问题额度严峻，未富先老的知青群体在养老保险制度下的困境，势必给中国的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为了能够使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政府应该加大知青养老方面的资金投入。

　　现时许多西方国家都设立了政府的特殊群体困难救助基金，救助补贴那些曾为本国发展经受过曲折苦难，如今生活又极端困难的弱势民众，而中国知青老人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弱势民众。建议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都要设立知青专项救助资金，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致病、致残、去世的知青及家属定期给予一定物质照顾和资金补助。军队官兵致伤、致残可评定残疾等级，享受福利优待，享用终生，并惠及家属子女；工厂工人的伤残可享受工伤待遇，直致终生。知青是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的，他们在严酷环境中的忘我劳动令患上疾病伤痛者为数众多。例如在云南兵团矿场和内蒙草原火灾中死亡、受伤致残的知青，就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扶恤优待，幸存下来的病残知青痛苦终生，他们的晚年更加凄惨，有的更终生未娶、未嫁，无法享有相应的养老福利待遇。还有许多知青在当时的繁重劳动中留下病根，例如关节炎、肺炎、肝炎等，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渐衰，如今都成为大病、残废甚至致命的根源，这种在知青群体中也相当普遍。故建议政府也应为这部分知青设立专项基金救助，让他们安渡晚年。

　　(四)增设养老服务设施机构

　　中国的社会养老福利设施历来紧缺稀有，养老难、养老贵与看病难、看病贵一样，成为了压在民众头上的“一座大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民怨难题。在中国，知青老人进公立老人福利院是一种梦幻和奢求，因为排队要轮候一、二十年。据央视报道：北京的老人要进公里养老院要轮候100年，也就是曾祖父要替未出生的玄孙先排队养老。首都北京的养老环境尚且如此，其它地方可想而知。故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养老的投入，大力增设养老福利院是一大民生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最起码也应达到世界社会养老的中等水平，即平均每百名60岁以上老人应配设10－12张养老床位，每个社区都应设有养老院，首先收养失能、半失能的空巢老人进老人福利院，使他们能安安渡过余生。

　　2008年，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增加投入了４万亿元，大部分投入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投入民生工程的很少。如今到了还贷期，大多数项目不但无法偿还本金，连利息都还不了，造成巨额亏损，加促通货膨胀。若这些资金投入民生工程，多建医院和养老院，不仅可以解决迫在眉睫的养老、医疗问题，还可以解决就业，最终也能逐步收回投资。

　　2014年３月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曾就社会养老等民生问题要求，提出“保基本、兜底线、保增长”。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养老业发展空间很大，产值可至20万亿，可增加就业，因为仅护工就需要1000万，但中国现今仅有100万护理工，有证书的只有20万人，可见这方面的发展前途很广阔。建议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每个区、县都要再建一个以上的三甲医院，并大力扩建、完善现有的医疗机构，彻底解决广大民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五) 呼吁知青企业家投资、捐助

　　中国知青群体数量庞大，包括回乡知青在内有6000多万，是个差别非常巨大的社会群体。中国知青群体中也不乏成功人士，有政坛最高者的第一、第二；有中国财富榜的诸多富豪；有文学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还有世界级的文艺明星。但绝大多数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进入老龄化后，晚年生活十分艰难困窘，仅靠政府不能使他们解困脱窘，要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知青中的成功人士、企业家、慈善家大力投资、捐助。现在有不少有知青企业家投资建设休闲山庄、宾馆饭店，建议他们多些投资知青养老项目，让多一些老弱病残知青能得到有保障、有医疗、有护理的晚年生活。笔者强烈呼吁知青中的成功人士慷慨解囊，伸出温暖的友谊之手，拯救曾有过同等人生经历，至今生活仍极端贫困的知青患难弟兄。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大力支持这些投资者。城市里向来地皮少，地价高，建议政府拨出大量土地，并给予低地价、低税收的政策配套，为有心人士投资建设知青养老设施创造条件。

　　(六) 为知青养老献爱心

　　知青群体不论贫富都可为知青养老事业贡献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献爱心。建议各地集资筹办知青养老医疗的护理机构，实行股份制，做到规范化管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即可。建议以社会公益和服务老年知青为目标，推举有社会爱心，有管理经验的知青人才负责筹办，而筹办这类功德无量的善亊也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建议设立知青公益基金，制定公益基金管理条例，号召有条件的知青捐钱捐物，救助那些身患大病，生活困难的老知青。建议组织身体条件较好，有医疗专长，有闲暇时间知青人士成立爰心公益组织，帮助护理那些失能、半失能的空巢知青老人。

　　(七) 落实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增加５％退休金政策

　　1979年国家实行独产子女政策时，考虑到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传统习惯，国务院曾明文规定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奖励，承诺在职时每年给予独生子女奖励金，退休后再增加5％的退休金。但实际上退休后并未落实，仅给一次性的补偿金，严重失信于民。呼吁中国政府要兑现当年的庄重承诺，尽快落实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增加5％退休金政策。以上呼吁和建议，有的通过近期努力可以办到，有的一时还办不到的，也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创造条件，将此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建议各级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能将这些呼吁和建议写成提案，向本级的政府机关提出，支持中国知青的养老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