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经济蓝皮书》今日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当前世界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大部分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干活的人相对比较少，被养活的人相对比较多”。
　　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谈到了未来养老的问题，提出再拨一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都是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未雨绸缪，就是为这个问题多做准备。要说十多年前设社保基金这笔钱的时候是未雨绸缪，现在基本上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以下为演讲实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今天我们讨论2018年的经济形势，展望2019年主要可能的变化就有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也增加了难度，现在恐怕没有任何人敢说对形势看得非常清楚。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两方面的看法：一是当前形势中的特别重大的变化；二是明年经济发展中会有较大变化的一些领域。
　　今年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五方面：一是全球经济继续下行，在去年10月份，我们的课题组李平教授领导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包括财经院都有很多预测和分析，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全球的形势我不妨引述两个国际组织的看法，一个是IMF调降了未来的增长速度，调到0.2，估计还会再往下调一点。这几年来是第一次。大家回忆一下从2015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在调升，在期中调整口径的时候也是往上调的，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其实这种乐观的看法在今年上半年依然存在，大家都认为已经好了，美国率先复苏，几个主要大国都正增长等等。但是下半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始终我们不认为经济好了，我们作为研究者还是觉得增长的轨迹没有突出我们的预测，我们作为研究者很高兴，面对不断下行的全球形势确实还是感到担忧。
　　以前我们也介绍到，全球的形势这么长时间、这么全面的下行，导致它的因素已经不是什么政策，不是财政，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中有几个问题很突出，不太好解决，有的问题甚至是没法解决的。比如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也是我们主攻的一个方向，我们在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这从经济的供给侧来研究它的发展变化，劳动生产率非常遗憾的是始终在下行，没有看到有改善的迹象。更重要的，大家觉得劳动生产率下行一定是科学技术发展不够，而且科技它的产业化不够，所以大家都冀望于第四次产业革命，有人说第五次产业革命，假定是有的，但是这些革命产生的后果也不是让人非常放心的。第一个是经济形势速度在下行，第二是即使有变化也会产生并不有利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占的多，在一个国家内资本占的多，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果政策要顾及收入分配的话就不能太顾及增长，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它们的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尖锐，使得各国的当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犹豫不定。
　　第一，在实体经济方面，人口的老龄化，最直接的关系是所谓抚养比的上升。大部分国家的抚养比上升，干活的人相对比较少，被养活的人相对比较多。各位看到我们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几次谈到关于未来养老的问题，关于再拨一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理事会的问题，都是为这些问题，不能说未雨绸缪，就是为这个问题多做准备。要说十多年前设社保基金这笔钱的时候是未雨绸缪，现在基本上已经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经济结构的问题，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观察，有一个结构大家注意，整个三次产业如果过去我们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说发展的方向是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它是一个趋势。现在是不是对这种趋势很顺畅的发展下去，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很模糊，服务业中有制造业，制造业中有服务业，这种情况下这种趋势是不是很明晰也很难说，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占比上升，由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所以服务业占比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行。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就讲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我们叫结构性减速，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而导致的速度变化，我们叫结构性减速。看来这种情况还在。总之不要小看这个事情，不要小看国际组织把经济增长速度往下调，调到0.2，OECD调得更多，关于明年后年都调的很多，对美国、中国、欧洲、日本都是往下调。只有印度七点几，印度的增长速度也往下调了。这在今后的几年里会非常强烈的影响着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影响着我们各项政策。
　　第二，债务问题。全球债务继续在上升，我们知道这次危机是债务危机，理应把债务清除或者降到合理的水平，经济轻装前进。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债务没有减，反而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2018年4月全球的债务是237万亿美元，比2007年底要多出83万亿美元，十年下来，债务增加了。这个事情它不只是对我们经济实践是一个挑战，也对我们经济理论提出挑战。到底是经济金融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债务的密集度问题，密集度在上升，上升之后使得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疏远，进而使得货币政策效率递减。这个问题很突出。债务问题怎么办，由于债务越积越多，触发风险的可能性越大，债务只要在一个环节上暴露就会成为一个系统性问题。
　　第三，国际框架的变化。WTO的改革，这个事情年初基本上还没有提出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一下子把这个问题挑出来，到G20的时候，20国对于改革WTO已经达成共识，要改，但是怎么改各国还有一定的看法，但是改是一定的。WTO是战后几大支柱之一，金融支柱是IMF，贸易支柱是WTO，这个支柱在发生调整，必将会对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发生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再说到中国，中国不仅是要准备适应WTO架构的新变化，还要回溯我们加入WTO17年来我们一系列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的兑现。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化、深入化、长期化。以后我们做预测，中美贸易摩擦作为长期的背景，长期因素，要讨论它的贸易领域到金融领域到政治领域甚至军事领域、外交领域，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一个摩擦。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对未来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七个月来这个事情显性化之后迅速发展，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会影响全球经济格局，会影响到全球治理结构的调整。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提出来，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治理，WTO也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现在要调整。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等等，自由贸易区等等，所有这些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势提到我们面前。
　　第五，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进一步的加大，而且连带了金融风险逐渐加大。现在我们经济下行已经向很多领域扩展，今年已经扩展到就业领域，就业领域已经受到影响。有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新增就业比以前少了，开工少了，新增就业少了。二是现有的企业关闭，导致中国特色的失业概念，下岗开始出现并且增多。三是有一些维持着就业，但是工资不涨甚至下降。我们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问题确实很多，大家都愿意说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未见的大变局，全球也是未见之大变局，一个危机搞了十几年，大家采取这么多的措施不见效果，一些很熟的政策不起作用，这是我们遇到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即将过去的2018年可以关注一下这样一些问题。
　　2019年，党中央已经作出全面系统的部署，现在大家都在学习，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学习体会，也是五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宏观政策的态势。当我们说态势是松、紧还是中性，态势是趋向宽松。财政政策会有一个安排，财政债务的问题，赤字的问题，这些都是宽松政策所必备的要点。说到货币政策，回想今年上半年的表述是稳健中性，现在又回归稳健，“中性”拿掉了。从实际的表现也是这样，今年年内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四次调降法定准备金率，放出之前4万多亿，而且是基础货币，再加上“麻辣粉”，有几个新的信用调控的工具，大概是1.6万亿，今年差不多出来6万亿。6万亿什么概念？非常大。预计2019年还是沿着这条路在走，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下行，下行有点过了的话，我们还是要把它拉一拉的。可以预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会比去年的状态稍微较宽一点。
　　第二，动力在哪里。我体会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很明确的提到，动力是投资。今年以来很多的争论，现在争论基本上回到了统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外部门肯定好不了，在经济下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下行、就业相对来说速度在下行，大家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消费，于是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很难期望。我们初步的分析结果，实质消费增长是很慢的，虽然消费对GDP贡献好像还在提高，但是是因为投资和对外下的太坏，不是因为它上的好，而是因为那几个太坏了。
　　比如5G的商业化，物联网的基础设施，谈到城际铁路、国土整治、防灾抗灾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我记得我们几年前也是在这样的会场谈到这个事情，我还专门谈过投资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物质材料上来说有需求也有供应，为什么做不到呢，是因为金融制度有问题。我们的金融制度不能够有效的去为长期的现金流不稳定的、大规模占用资金的这样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做不到这一点，现在要投资，有的投资可能没有什么收益，有的投资要四五十年才有收益，我们国家整个金融结构是非常短的结构，所以期限错配一直是我们金融体系主要的问题，在我看是第一号问题，我们筹的钱很短，我们要用的很长，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长。这个任务这么明确全面的提出，投资提出来，应该给整个的经济界特别是给我们金融界提出非常大的任务，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来支持大规模的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曾经有一年，有一大段讲这个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三，去杠杆。去杠杆今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至少提法上很大的改变，先是非常严厉的说要去杠杆，然后各个部门一起采取措施，产生了后来有关的领导公开承认出现了共振的问题，出现了叠加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自己触发的一些风险点的问题。所以去杠杆很快就转化为“结构性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中国整体的杠杆很高，但是在结构上我们企业的杠杆率，企业里面国企和民企的杠杆率交替的出问题。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结构性去杠杆，把重点放在某些领域、某些部分上。在企业是重点的部分，企业中国企尤其是“僵尸企业”。政府是地方政府，潜在债务今年做了很多。慢慢的又变成“稳杠杆”，看看我们媒体上这三个字还在。但是刚刚结束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又回归了“结构性去杠杆”，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这样一个宏观政策。看起来这一点透出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信息是针对在有关部门说稳杠杆的时候，有些人说去杠杆已经过去，乐观的说任务完了，现实中这个事情已经不成为我们政策的重点，结构性去杠杆这样的肯定应该重新确认去杠杆是我们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主要任务，而且现在如果说我们曾经想用比较短的时间来完成的话，现在它这个任务长期化了。我们观察一下全球的情况也是这样，刚才讲全球债务的问题，债务的长期化也是意味着去杠杆政策的长期化，对中国来说去杠杆这个事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增长的债务密集度在提升，导致金融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疏远，导致货币政策的效力进一步的下降等等，都是我们要处理的新问题。
　　又回归结构性去杠杆，还告诉我们要精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今年有几个月凡是贷款收回就不再放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行了。总之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任务来对待，同时要知道长期化之后对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对我们宏观调控理论的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第四，经济工作会议上有一个新的提法，强调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我的印象中好像很少从这个方面，甚至“竞争”过去都不太提，现在强调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要看看什么是竞争中立？竞争中立很多的内容，从这一个概念涵盖了我们过去好多的有关的政策，我简单说一下。比如政府的商业活动的经营模式问题，政府不是不能干，你怎么干，经营模式是怎样的，要透明，要说完全政策性的没人管你，要是竞争性的，就必须和竞争性的国企最主要是竞争性的非国企和外资要拉平。要把成本能够很清楚的展示出来，可核查，直接成本的问题。所有的调控其实是在成本的架构上，基于资产负债表。关于商业回报率的问题要有一个说法。有没有商业回报，成本是怎么样，通过什么回报。合理的公共服务的义务问题。你是国家的企业，你承担责任，可以，说清楚，这个账是怎么走的，和商业的部分要分开。因为我们税收中立，不要给它优惠。管制中立，政府对经济、对企业管制行为也要中立。债务中立，你不要给它借钱多，给他借钱便宜，中立一拉下来的话，就是国企、民企、外企一条线，公平的使用资源，平等竞争，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强调这一点。现在又用了一个表述，用了这样一个概念，国际上通行的概念，我们对外承诺的概念又把它进一步的确定下来。政府采购问题。所有的环节是不是通过政府采购给一些特定的部门利益输送，如果有一些企业或者别的企业是否能够获得，条件是什么等等。不要小看在我们的公报里说到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的问题，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上迈了一大步。当然我们也是回应国际上WTO的改革问题，回应国际上老是说我们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挑战，回应很多说我们改革停滞不前的责难。总之我们是在更加基础的、更加扎实的在推进改革。
　　第五，资本市场。前面说了要想让投资发挥作用，资本市场一定是有效的。这次关于资本市场说的是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五个定语。要规范，就是20多年不太规范。透明，20多年不透明。透明度有问题。开放，我们开放度还是不够的。有活力，活力不足。有韧性，韧性不够，稍微有一点冲击马上就停摆，马上就跌停等等。关于资本市场的强调和对于投资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如果要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发挥投资的基础性作用、关键性作用，如果今后中国经济的稳定成长还靠投资，为投资筹资就是一个不可免的，而且是关键性、前提性的任务。
　　经济工作会议按照这样一个口径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包括延续我们历来经济工作会议当中的基本原则，2017年讲的坚持，2018年五个坚持又重新提出来，包括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基本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面对严峻的形势提出了促进形成强有力的国内市场，这也是面对经济形势当中提出来的，里面一系列的新意，为我们今年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我们看到也坚持了十九大报告提出来的一系列原则，比如十九大报告我们说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而且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落脚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也推出一系列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系列措施，经济脱实向虚一系列问题，也说了今年的改革重点和防范金融危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