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早6时许，一辆金杯面包车在湖北鄂州市庙岭镇葛庙路栈咀大转弯处冲进路边水塘。鄂州市政府通报称，事发时车上共有20人，其中18人遇难，包括司机在内的2人生还，目前司机已被警方控制。据了解，遇难者多为60岁以上老人，当天乘坐该车是准备到武汉去打零工。

　　置于交通事故高发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是一起并不那么特殊或是让公众关注的交通事故，尽管从伤亡人数上看，它已属特大交通事故。但这次事故中，遇难者平均年龄60岁以上，却仍是一个值得放大的细节。

　　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老人，已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群像：2015年5月，陕西一旅游大巴坠崖，造成35人死亡，死者多为中老年人；当年6月，“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中，遇难者也多为老人……

　　较之于上述事故中的出游老人，这次事故中的老人则是外出务工的“高龄农民工”。后续的新闻报道称，事发地的村庄交通便利，经济条件并不差。在农闲季节，村里面的老人通过工头介绍，去武汉一些新小区搞绿化已是流行多年的“传统”。

　　外出务工，抑或是出游，在一个纵深发展的老龄社会，其实是不让人意外的场景。由此与老年人有关的安全事故的上升，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因为老龄社会加剧的大背景。然而，置于这种高发的事故面前，依然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之于老年人的公共安全保障，公共层面的应对确实显得滞后和疏忽。

　　以这次事件为例，闲暇时能够到周边城市打零工，这对于不少农村老人来说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来满足了一些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二来老年人也因此获得了更稳定的养老经济基础，这种选择不应该受到苛责。但与此同时，受制于酬劳乃至消费观念，他们注定承担不起或不愿意承担更多的出行费用，而事故中那样无营运资质的超载面包车，几乎成了最好的选择。在事故未发生之前，这一切也注定不会被视为有多么异常，然而事故一旦发生，却是惨烈的。

　　或许有人会说，对于这种超载或非法营运，就应加大打击力度，这种建议当然无可辩驳。但只要稍稍了解具体的“国情”就不难明白，这样的治理或并没有那么简单。且不说治理的成本和延续性问题，更要看到它本身是农村发展现实所塑造的必然性产物，一如农村校车安全的久治难愈，它缺乏的不只是高质量的校车和对非法营运的治理力度，而是连带着公共投入的多寡、消费能力的高低、用工成本乃至路况的优劣等等一系列综合因素。因此，几乎可以预见，即便在这样恶性交通事故之后，那种连接农民工与城市的低成本而隐患重重的运输模式，仍会持续。

　　承认上述复杂性，不是说就应对于现实妥协。而是说，一如诸多社会问题所展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老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也和农村问题、灰色化的用工模式、公共安全的孱弱、养老保障的低水平等问题同构、叠加，展现了解决上的难度，更佐证了我们应对上的乏力与迫切性。对于这些问题，或缺乏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治理药方，也难免会催生出无力感。但并非说就无从下手。至少就个案而言，对于农村道路危险路段，是否也应倾注更多的改进？对于高龄农民工的务工需求，是否能够有更为公共性的保障与规范，而不是让工头与农民私底下的口头协议？

　　老龄社会已势不可挡，每个人也都会有变老的那一天。于这种必然性面前，我们距离“老有所安”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