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我国的养老金规模共6万亿元，占当年GDP比例仅9%，与美国等富裕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养老压力日益凸显。我国已正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占比预计在2050年左右达到峰值。加快我国养老金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是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养老金体系关乎一国的国民福利、代际公平、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养老金体系之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显得愈发明显和深远。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存在着诸多不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贬值缩水即是其主要问题之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和管理由政府主导，是我国养老金的主要构成部分；受制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情况，当前的投资形式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银行存款和国债的风险虽然很低，但其收益率亦相应较低；加之我国近年来持续的通货膨胀态势，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着严重的缩水问题。

　　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对养老金进行市场化运营是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可行途径。一方面，养老金递延支付的特征使得其投资具有长期属性，而长期投资则意味着注重成长性的价值投资；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国，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往往更为健全、养老金计划更为多样、政府监管更为合理。因而，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养老金得以利用资本市场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实现保值增值。

　　在实现了养老金市场化运营的国家中，美国的养老金运作较为成功。美国的养老金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即联邦养老计划、雇主养老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其中，联邦养老计划由政府强制主导，而私人部门的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计划则具有私人性质，并且，这两者构成了美国养老金资产的主要来源。

　　换言之，美国养老金的主体是私人养老金，这使得养老金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一种自然和必然的选择。一方面，规模庞大的、进入资本市场以寻求保值增值的养老金极大地充实了美国资本市场、丰富了金融产品、壮大了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因入市养老金而更为稳定、健全的资本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了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

 

 

　　尽快构建健全的养老金体系。从结构上看，我国养老金第一支柱规模约5.07万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基金3.56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1.51万亿元），占养老金总规模比例达84%，过度依赖政府的财政统筹，补充性、自愿性的养老金储备严重不足。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规模约0.95万亿元，占养老金总规模比例仅16%，发展速度比预期中平缓许多。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于2015年颁发，从覆盖面、缴费比例等来看，未来会快速增长，但规模壮大仍需时日。第三支柱主要是商业性养老保险及保障产品，仍处于摸索和政策试点阶段，目前市场规模可忽略不计。三大支柱的占比严重不协调，亟需调整理顺。

　　加强全国层面的统筹管理。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诸多政策法规存在地区性差异。但美国的第一支柱（OASDI）在建立之初，就明确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通过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强制执行，从而体现公共养老金的互助共济、社会再分配功能。2015年，国务院颁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入市的政策通道基本打开，但目前以省级进行统筹，由各省归集资金后根据结余情况委托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投资。应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加快市场化投资运营，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改善个人账户亏空的窘境。

　　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机制。我国对于设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和参与年金的雇员，并未提供明显的激励和优惠政策，因此有能力设立企业年金的主要为国企和大型私企。可以借鉴实施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实现减税与税收延迟效应，一方面促进企业年金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刺激中国版个人退休金账户的真正形成，从而减缓财政负担与压力。此外，美国的公共养老金以社会保障税形式缴纳，在2011年已降至10.4%，我国是以养老保险费形式缴纳，费率相对较高（28%）。应适当调低缴费比例，提升第二、三支柱的发展空间和积极性。

　　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和培育。美国资本市场监管较为严格，如在总结大萧条背景下推出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1970年代推出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法》，2002年推出的《萨班斯法案》等，为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应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建设，为养老金入市创造积极条件。重点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鼓励社会评估机构的发展，杜绝造假行为和利益共谋事件。不断培育机构投资者，减少散户行为，降低市场投机性和不理性因素。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建设支持。加大养老金对实体经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支持，不仅有利于资金保值增值，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的社会贡献。在此方面，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拥有成熟的经验，如美国的养老基金在2008年就实施新政，将3%的养老基金资产配置于基础设施建设。为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实施，我国养老金应进一步发挥资金特点和优势，积极通过产业基金、PPP等方式，重点支持“一带一路”等大型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