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在发言中表示，考虑到中国地域经济状况的差异较大，建议基本养老金尽快实现中央层面的全国统筹。目前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不到40%，而欧美部分发达国家已达到120%。从全球范围看，美国的养老第三支柱体系结构相对较好，经验值得借鉴，但不能照搬，第三支柱建设需要“中国化”。
　　以下是杨燕绥教授在《建立中国特色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研究》课题发布会上发言原文：
　　各位朋友，下午好！
　　我2000年开始办养老金论坛，到2010年，十年办了12期。当时就对养老金的三个支柱有了初步的设想，中国应该该建第二个支柱了，第二支柱不是财政担保，是需要受托人。同时，在税制方面，税制是可以改革的，延期征税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办法。这些都工作达到目的了，也完成了几本书。但仍有一个问题待解决。我在留学的时候，世行专家和我的导师都告诉中国，一旦中国国企改革，下岗工人视同缴费工龄的转制成本对接人口老龄化，就是劳动力市场路易斯拐点，中国的养老金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这个拐点我们团队测算是在2012年，从那年开始，我们劳动人口以每年700万的速度在减，我们60岁以上以800万速度在增，80岁以上的人以一百万的速度在增，这个拐点发生在2012年。时至今日，我们的转制成本尚未解决，人口老龄化第一阶段即将过去，马上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中国需要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养老金融创新。
　　转制成本遇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需要凭借一分理论，是我们学者们，三分政策，通常是坐在第一排的人，六分执行，则是在座的大家，今天来与会的精英们，我们需要创新。农业社会时代，人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平均寿命40多岁，风险管理和财务规划只需要40多年；工业革命后，人们能够活到七八十岁，人们开始规划了；但是民众投资健康之后，未来人均寿命达到一百岁时，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按照健康长寿消费需求，来调整组织我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我们要追求的两个问题是，供需平衡和代际和谐。
　　大数据显示，人口老龄化分三个阶段，进入、深度、超级，不同的阶段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但是不我们能悲观，大数据显示了，按照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均GDP在增加。随着人均GDP增加，卫生支出也在增加，从6%、8%一直到10%，逐步形成了健康财富，每个人都有健康年，健康生命，这里当然包括养老金。所以我们准备在这样一个作为金融创新，不仅仅是风险管理，我同意刚才商秘书长讲的社会资源的重新的配置，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那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说，我们要应对它就是两个人口红利，这个不是指过去的人口红利，降低劳动力成本。我们说的两个人口红利是当人们在劳动年龄的时候培育人力资本，所以这个人力资本是指，我们提高生产力，发展科技，从而推动经济增长，14亿人口的中国，完全可以经济自主也能够自力更生。
　　我们就需要我们身心健康，良好的知识结构比高学历重要，薪酬结构覆盖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尽快使年轻人解决养孩子买房子进入财富自由拐点。一旦进入财富自由拐点，到时候两份收入，一份劳动收入，一份资本利得，两份收入才能够应对两个阶段，那就是第二个拐点退出劳动力市场。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财富自由了，终身可以自立时，才有可以说退休，才可以说颐养天年。颐养天年的人们可以买单，我们在座的年轻人的工作才有了那份薪酬，这样的薪酬结构需要覆盖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这样的进入老年有良好的资产结构，良好的资产结构有好的消费模式，甚至可以纳税和投资。可以用消费拉动经济，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怎么去从个人到企业到国家，我们怎么去实现两个人口红利应对我们的百岁人生。
　　从资产结构来看，西方OECD国家的方式正是这样，当你步入老年，靠年轻人交税来发养老金、转移支付，还有忘掉年龄自己总是有劳动和经营收入。第三就是资本利得，这个资本利得不是房产是养老金帐户。那没有能力给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建立养老金帐户，那我们就失去了到老年获得资本利得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创新。我们已经两个风险对接了，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创新的精神来挽回这个损失。创新需要与实体经济进行金融体制和工具的创新。前面提到的刚性需求，d这种需求其实已经给我们的供给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在影响着中国的实体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金融创新已经刻不容缓，一个是国家养老金的运行机制，我看到网上有论坛说，中国没有养老金理论，其实是没有研究养老金，养老金是有理论的。第二就是医养结合，人均GDP增长，卫生支出增加了，这么大的健康财富到底买什么，这么大的卫生支出到底买什么才能形成财富，财富是有价值的，都弄到三甲医院做手术挽救生命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所以医养是最需要创新的，对中国刻不容缓，甚至是挽回我们失去的时间必由之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金融创新，涉及到资源的配置，资本的运作，风险的管理多方面。
　　工业经济时代，土地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打造了银行、保险这样的工具，支持了技术革命，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健康经济，我们需要将公共资源，社会资本很有效的结合。今天的小企业一直在谈论银行贷款不够，但是本身面对的风险，让银行很尴尬。再看看其他国家，小企业创新，他们用的资本不是从政府那儿要的，也不是银行来的，很多是社会企业积累起来的，而我们却没有。作为我们现在来讲，怎么打造国家养老金和医养PPP，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我们土地国有，我们公共资源可以很好的配置，别的国家没有的好处，甚至我们今天发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公共资源能不能很好的配置，我们社会资本能不能很好的配置，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非常大的问题，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这也是我们走出两面楚歌的困境的。
　　有人说，没有养老金的理论，不是的。养老金要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时候，在进入老龄社会的时候建立完善的制度，实现全覆盖、保基本，我们还差两年没有做到。政策的全覆盖实际上还没有实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到了深度老龄社会，养老金制度需要调整结构，目前第三支柱尚未形成，第二、三支柱还任重而道远。到了超级老龄社会，要强调社会合作，是综合地系统地改造，我们现在只能遥远地看看美国日本的行动。其实，养老金在每个阶段的任务是很清晰的。这时候国家、企业、个人应该承担什么角色，政府养老金保基本，企业职业养老金用的是企业成本做补充，个人养老金是一种个人家庭收入安排，它也是一个补充。我们将鸡蛋放在三个篮子里，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必须有三个支柱，只有政府养老金等于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养老金，这是三支柱，这就是理论。三支柱需要随着老龄化的逐步加深，建制度、调结构、促合作，此消彼涨，在进入老龄社会制度时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我们到2020年还有一年，到2022年进入深入老龄社会还有两年，我们应该感到时间的紧迫。
　　接下来，调结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目标。当第一支柱建立的时候，启动第二支柱，2000年时我们第一次召开企业年金论坛，那时候就开始启动了，04年出台了法规，行动得很及时，只是后来发展比较缓慢。在第二支柱调结构的时候，第三支柱就启动了，未来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三个支柱能够联动，全社会合作。这是一个此消彼涨的过程，老龄社会发展的越深入，政府养老金的替代率实际是下降的。要想养老金重组就要加快发展第二第三支柱，这是有时间表的。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信息平台和监督机制，解决全国统筹的问题、集体账户和个人帐户的问题。这方面从理论到分工运行机制，再到操作平台，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的。
　　去年开始，医疗保障从人社部中分离出来，中国的人社部形成了与英国的就业和养老金部类似的格局。人社部门目前主要面对的是就业和养老金这两个问题，不论是从就业还是养老金的角度，发展CIP都是有很大利好的，所以搭建CIP平台，建议由人社部门牵头。银证保在平台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模式，但是金融行业的传统模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给百姓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因此还是需要人社部来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来核算养老金与其税收优惠。
　　再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国外的经验。美国的养老金结构实际上是最合理的，所以在三五年实现，实现了联邦统筹养老金，在一个社会合作的大家庭里，中央政府必须有一个基础养老金，否则很难经济平衡、社会公平、人员合理流动，这个公共体是必要的，所以美国的结构其实最合理。201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美国有31万亿的养老金，美国人在退休时，他的养老金可能超过他最后的工资，可以达到替代率120%。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个人支付139个月养老金，相当于活到平均寿命71岁，当个人78岁时，七年负债由谁负责。另外，回报率8%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牺牲这两个问题，才能够实现替代率40%。
　　第一支柱是个权益问题，不仅仅是资产，而第二第三支柱才是拿资产来说话的。所以，我们说要创新，从理论到学者，从理论上说有一些关键词，比如信托。英国19世纪的个人信托已经发展的相对成熟，事业有成的人走到全世界都能放心他的资产，这样的大英帝国，是一个经济的帝国。二是信托文化到了美国变成了公司，美国的公司打造的机构投资者，打造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文化，创造了经济大国。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家所有，土地怎么办，现在分给农民，农民早就用上手机了，他怎么自己生产呢，我特别强调中国的土地要走向信托，那我们养老金和我们医养事业也能够走向信托，所以我觉得，中国能不能走出21世纪中国的社会信托，跟英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完善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但是路要走的正，这样的社会信托是政府和公共资源，市场和社会资源，个人和家庭资源共同来打造的系统。所以最后，我想说，我们要走创新之路，这是一种理念。我们面临着国家养老金的金融创新，一个是中央统筹，时间表上看还有三年，我们即将进入老龄社会。职业企业年金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职业企业年金不算了，用财政的钱，企业年金是企业的成本，它的发展是长期的，才能够为为企业保成本并实现一定收益。可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企业是短期化，低成本的，我们面临的低收益时代，两个都没有了，所以第二支柱的发展，虽然04年出台了法律，但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改革，但是效果不佳。黄金时期已过怎么办，大家都把希望放在了个人养老金，因为个人养老金是个人终身财富，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都可以配置的，所以放在了第三支柱，来弥补我们前面两个支柱的不足。
　　美国的结构最优，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是美国的东西不能照搬。因为我们的社会基础太差，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面对的问题在我们前期的研究测算也给政府建议，中央统筹养老金其实两大挑战，第一税率，如果能夯实费基税务征缴，如果不夯实费基，不做统筹养老金这样的重大制度改革，税务征缴很难接入。因为原来社保征缴，收支是压力很大。如果我们真的建中央统筹养老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我们国务院第一个生产的公共品，以前国务院只是点菜和买单，但是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它得买单了，这时候税务征收才真正能启动。另外夯实费基，税务增收，我们希望转制成本转化为国家的费率4%，大家刚才都讲了风险管理，不确定就是风险，确定就不是风险了。一个费点2018年就是18000亿，4%是八千亿。其实2018年大家看看财政补贴不止八千亿，所以把这个固定下来，财政按理率筹资就不是风险了，我们职工个人也交4%，我们把企业的费率降到10%和12%是可以的，夯实费基20个费率是足够的。
　　第二是建国家社会保险局。建设医保局之后，过去半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国家的执行力度是很大的，建设这样一个部门，从基层信息管理到地方的调剂到中央的顶层设计，三级政府都非常关注。
　　企业年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腾空间，第一支柱腾了空间，第二支柱企业可以得到8%，各个企业情况不同，怎么自主选择办企业年金，我们企业职工50%达不到有企业养老金，职业年金是不安全的，这里新的养老金是巨大的社会风险。那么个人还有4%强制进入。接下来就是用存量，按照个人生命周期应该先买房后存养老金，职业年金企业住房公积金打通存量改革。第三放活个人，个人加入企业年金后，经济不好时企业不缴费可以由个人缴费，更换工作后，个人已开户的可以由个人缴费。现在深圳政府正在研究这个方案，放活个人，改机制。我们现在能够依赖法规和互联网降低门槛和简化流程，当年设计企业年金制度的时候，没有法律，没有信息系统，所以只好用法人隔离，所以那个隔离是比较重叠、高成本的。现在我们有法律和信息系统了，我们可以降低门槛，简化流程，甚至是审慎人监管制度，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考虑优管理，降低成本，资产配置，减少波动率，稳定受益等等一系列问题了。
　　最后谈一谈个人责任，作为个人养老金，我们想一想，政府养老金一个管理者，企业年金一百个管理者，个人养老金十亿拥有人，将来大家都会有，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个人养老金，我同意刚才很多人讲的，延税型只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要放开，因为政府养老金就是靠税收，但企业养老金不是靠减少利润就是靠增加成本，个人养老金可以作为三代人的财产，可以包括金融固定资产，它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我同意大家的观点，我们从延税型开始做起，先把平台打造起来，延税型针对的是中青年有房的人口，补贴型针对大龄和老龄人口。鼓励型的，政府可以建立审慎人监管制度，有养老金资格的审慎人，可以开发其他的形式，比如消费养老，但是需要由政府进行资格审查。这样我们可以把各式各样的养老金都发展起来。比如银行在可行的范围内销售养老金产品，目前养老保险的产品占到银行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审慎管理人发挥了巨大的才能。我们要把个人养老金做大做活，解决我们前面的两个问题，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平台，我们希望它能够早日建成，早日为老百姓服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