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采编自2020年第一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中的一篇论文。原论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讲师白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雷晓燕。《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一国的人口结构，事关经济发展和居民养老的福祉。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无疑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就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中国人口结构的回顾。

         2.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趋势特征及其挑战。

         3.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消退与老龄化叠加

         人口结构变迁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怎样刻画人口结构呢？学术界一般将15-65岁的人口认定为劳动年龄人口（生产人口）。而0-14岁以及65岁以上的则认定为为非劳动年龄人口（消费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除以劳动年龄人口就得到了社会的抚养比（Total Dependency Ratio）。

         一般认为，抚养比越低，人口结构更接近“生产型”——这意味着“生产人口”相对更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两个基本事实是：第一，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大幅度增加。第二，七十年代末之后，人口的抚养比显著降低。这从两方面使我们的经济增长从中受益。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保证了充足的劳动供给。

         其次，抚养比的显著降低，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无需投入到抚养非劳动人口的消费中，从而可以储蓄起来，提高社会总体的储蓄，实现资本要素的增加。应当说，“人口红利”无疑是改革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中国较低的抚养比这一“人口红利”难以一直持续，事实上已经在逐渐消失，原因有二：

         第一，抚养比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下降，相当程度上来源生育率的下降，使0-14岁人口比例降低，这影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医疗条件的提升，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进程大大加快。

         两个因素导致了我国的人口结构从“生产型”向“负债型”（消费人口大于生产人口）的转变，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叠加老龄化程度加剧，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因此，正确把握中国人口老化趋势是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根本前提。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质

         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预测成果来看，中国的老龄化总体呈现出“两高一超一独”的趋势特征。其中，“两高”指的是老年人口“高增长”与年龄结构“高龄化”。“一超”指的是人口抚养比大幅提升，养老负担将超过抚幼负担。“一独”指的是家庭小型化趋势下，独居老人规模大幅提升。

         “两高一超”意味着社会总体面对的养老压力增加。根据预测，未来三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进入持续高增长阶段，特别是2030年以后，年均增速超过1100万人。与此同时，高龄化进程不断加剧，高龄老人增速显著提升。老年人口的快速上升，使得老年抚养比预计在2030年前后超过少儿抚养比，养老负担日益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主要压力来源。

         “一独”则意味着社会机构面对的老年照料压力将会更大。受家庭小型化的影响，独居老人家庭规模预计将从2010年的近1800万快速上升至2050年的5000多万。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压力。我们通过计量模型发现，在中国，更高的老年人人口比例和更高的抚养比均与经济发展速度呈负相关。未来30年中国老龄化的加剧无疑会让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压力。首先，更高的老年人口比例意味着劳动供给的下降。其次，更高的抚养比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要更多地用于抚养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利于储蓄率的提升。最后，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难免要更多地用于赡养老人，有可能挤压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属于未富先老，在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方面没有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居民养老的福祉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老有所养”——养老保险筹资压力增大。中国政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积极推动养老保险从以城市和企业为基础的“现收现付”制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遗憾的是，这一转轨至今都没有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未来三十年，当初的婴儿潮一代大规模步入老年，养老金领取人数陡增，而缴费人口却逐渐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给付的潜在资金缺口拉大，使本来就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面临更大的筹资压力。

         “老有所依”——老年照料家庭负担沉重。来自家庭成员的照料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老年照料模式。在家庭小型化的大趋势下，可以预见未来三十年，因为新生人口和劳动力不足，“空巢”家庭的数量无疑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扩张，传统的家庭照料势必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从长远来看，在中国机构及社区养老等照料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家庭照料负担的加重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的积累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政策建议

         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积极鼓励生育并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虽然目前“普遍二孩”政策的实际收效低于预期，但是这不意味着积极的人口政策是无效的。积极的人口政策不仅仅是单纯放开生育，而是需要配套建立起涵盖“家庭支持、婴幼儿托育、生育医疗保障、女性就业保护”等一系列鼓励与支持生育行为的服务与保障体系。从长远来看，全面放开生育，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完善生育保障与服务体系，对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增加劳动力供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深入发掘“人口红利”，推动人口发展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人口的质量，既包括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又包括居民的健康水平。因此，一方面要推进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加大教育与培训资源对国民全生命周期的覆盖力度，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健康投入，积极推进健康老龄化。特别对大龄劳动者与老年人，要注重加强职业健康服务和职业病防治，改善职业环境和安全。同时，完善医养结合制度，提高医疗服务对老年群体的便捷性与可及性，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面对空巢化与少子化趋势，要提高机构与社区养老的服务供给。这有助于减轻家庭照料负担。

         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要逐步建立与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推动具有更强积累功能（鼓励储蓄）的养老方式。这不仅有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筹资压力，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出现的新的储蓄动机，保持高储蓄率，增加未来经济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加快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的划拨,并提高基金的管理水平和收益率，以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最后，面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日趋老化，合理延长退休年限，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退休机制，对缓解养老金筹资压力，提升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也明显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