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5年至2050年世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达到1.59％，发达国家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0.93％，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1.99％，而中国老龄化年均增长率为2.39％。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35.1％。这一数据将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2.2个百分点、18.7个百分点和13.8个百分点。虽然我国老龄化速度快，但只要准确把握老龄化发展规律，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让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上老龄化的步伐，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与老龄化相关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具体来说，我们要转变养老观念，转被动应对养老为主动开发老龄红利，将经济增长转换到生产率驱动轨道。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既无须杞人忧天，也不应无所作为。本文通过解析老龄社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条“递减曲线”，分析老年人就业和消费的基本特征，揭示制约老年人口红利开发的相关因素，并提出阻断三条“递减曲线”的政策建议。

　　一、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

　　老龄化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目前，从全球范围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在养老问题上遭遇挫折。因此，面对我国老龄化问题，必须把握住老龄社会发展规律，通过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寻找老龄化应对之策。

　　图1展示了1950-210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趋势。从图中我们看到老龄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共同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所谓共同性是指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人口老龄化过程。从图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都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局面。而长期性则是指人口老龄化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正如图形所示，在2010-2100年这个长期间，所有的国家无论贫富都要走向老龄化。随着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面临的挑战也逐渐严峻，而且到2100年我们也看不到任何逆转的趋势，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未富先老”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图来看，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是一个底座较大，因而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还具有人口“金字塔”本来的特征。但是，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更接近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图2)。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人口年龄结构却已经与发达国家类似，呈现出典型的“未富先老”型人口特征。

　　应对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挑战，需要我们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养老理念创新，应摒弃以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而是要把老年人口看作资源、劳动力、技能和人力资本，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把老年人的人力资本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换言之，以往只重视“赡养”的思路无法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更无法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在养老理念创新的基础上，养老实践也应同步创新。

　　创新实践是指全社会的努力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努力，形成一个合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构造新的格局，从增量和存量上提高未来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收入，从而使中国经济未来具有一定的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概而言之，唯有创新养老理念和实践，才可能把老年人真正变成资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人口老龄化与三条“递减曲线”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出现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力资本递减和消费能力递减等现象，它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之为老龄社会的三条“递减趋势”。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国情来说，这三条曲线表现得更加突出，且有自己的形成原因，并且可以从中找到应对的办法。

　　(一)劳动参与率递减曲线

　　劳动参与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是指16～65岁或者15～59岁或者16岁以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有什么特点呢？从16岁开始到65岁或者上不封顶，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从中国的情况来看，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概在50％～60％之间(图3)。然而，在不同的年龄段上劳动参与率变化很大，形成了一个倒U字形的曲线，在30岁到50岁之间是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时候。50岁以后劳动参与率便迅速下降，55岁便下降到平均水平，而且从此呈现直线下降。在任何国家都存在随着年龄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下降的现象，但是，在我们“未富先老”的国情下，这个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也来得更早。

　　把这个横截面上的特征转化为长期趋势看，从2010年到2050年是人口不断老龄化即老年人口比重迅速提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从图4可以看到，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是下降的，这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时间点的横截面图形是一致的。图4中还显示了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情况。从长期看，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固然略有提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量是下降的，因此，这部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并不能够抵消该年龄组人口减少的效果，因而也不能产生劳动力供给提高的效应。

　　除了劳动参与率提高之外，预期健康寿命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口的增多和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还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健康寿命相应更长了，这就为老年人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和引擎提供了基本保障(图5)。有人认为，老龄化社会的创造力会下降。这并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应该以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其他人口因素作为标识，得出哪个群体创造力更高或更低。

　　如果观察诺贝尔奖得主在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变化趋势，无论是物理学、化学、医学或生物学这些硬科学，还是经济学这样的“软科学”以及文学等人文领域，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总体上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虽然这不算是一个有力的论证，但是，我们应该立足于老年人并不一定创造力降低，因而也不应该把老龄化社会与低创造力画等号。老年人完全可以在创造力上具有优势，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把这个潜在的创造力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二)人力资本递减曲线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受教育程度与年龄之间的相关性。这个现象是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决定的。例如，图6显示的是中国分年龄受教育情况的分布。从图中我们看到，随着年龄提高，受教育程度趋于降低。这种关系并非一个永恒的规律，而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

　　图6显示的是从横截面来看，每一个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构成。显然，年轻的人群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高中、大学、研究生都占有相对大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长，平均受教育水平越来越低。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以仅受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作为观察对象，一个年龄组的小学教育程度人口比重越高，说明该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这是因为，随着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该过程中新成长的劳动力，每一代人或者每一个队列的人群，都比上一波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过去几十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新成长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会放慢。

　　我们再把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做一个比较，看一看“未富先老”给我们带来的特殊挑战，因而在人力资本递减曲线上面呈现的突出特征(图7)。从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4岁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最高以后，年龄每增加一岁，相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会有所下降。而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则不一样。由于其教育发展已经持续很多年，教育扩张的一代人也已经老龄化，因此，在不同的年龄段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基本是一样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酝酿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改革，但是很多当事人即职工本身并不愿意。原因就是那些临近退休的职工，人力资本不适应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在美国，企业想要雇用一个24岁的年轻人，如果雇不到的话，常常可以去雇用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因为仅就受教育程度来说，每个年龄组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该岗位不涉及与年龄相关的体力要求，老年人口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对于中国目前而言，情况却不大一样。中国的雇主想要24岁的年轻人，如果由于劳动力短缺而雇不到，而年龄更大的劳动者可能因人力资本不符合岗位要求，企业不愿意雇用他们。或者，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部分职工已经不是企业所乐于雇用的对象。这就是延迟退休年龄这项改革当前面临的难点，也是人力资本递减曲线的一种实际表现。

　　(三)收入和消费力递减曲线

　　第三条递减曲线，即收入和消费能力递减曲线。从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说，随着年龄的提高，个人资历使其工资较高，同时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因此相对是比较富裕的群体。换句话说，老年人总的来说比年轻人更富。与此同时，研究者发现，随着年龄提高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却有所下降。无论是不爱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或者其他原因，总之，老年人的消费比年轻人更少，因而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退休消费(减少)之谜”。

　　为什么老年人有钱反而不消费？图8是中国的人均消费、人均收入随年龄变化的情况。图中显示人均消费随年龄增长的变动情况，呈现一定的向下倾斜趋势，即随着年龄增长消费有所降低。不过，中国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退休消费之谜”，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上，工资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年轻人得到的工资其实比他们的父辈要高。也就是说，中国老年人消费力不强的道理很简单，即收入水平随年龄而下降。图8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均劳动收入，其实也就是集中在20岁到60岁之间，顶峰在30多岁的时候，60岁以后便基本没有劳动收入了，而非劳动收入如转移性收入其实很有限。由此可见，中国“未富先老”的特点是人均收入随着年龄的提高而降低，因而老年人的消费力下降也是必然的，这是一般规律加上中国特色的结果。

　　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老年人和年轻人在消费上有什么不同特点呢？由于消费的特殊性，我们很难从个人的消费来衡量，需要从家庭消费来进行比较，才能看出差异性。我们将家庭分为老年型和年轻型，两类家庭的消费情况呈现于图9。

　　从图9可以看出，年轻型家庭的消费特点是，与就业相关的消费类别占比较高，老年人在这方面大幅低于年轻人。同时，与教育相关的消费，老年人更显著低于年轻人。老年人的食品相关消费略微高一些。最突出的是，老年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方面。总的来看，中国老年人的消费水平比较低，且有其与年龄相关的特殊性。

　　三、如何阻断递减曲线

　　应对老龄化需从三条“递减曲线”入手，设法阻断或减缓曲线的递减程度，以此缓解老龄化的压力，为经济发展赢得时间。那么，通过什么政策举措打破或者延缓这些递减曲线呢？

　　第一，渐进提高退休年龄是必不可少的政策举措。我们可以观察三种不同实际退休年龄的情形，分别为55岁退休、60岁退休和65岁退休。图10呈现了三种情形下2000-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赡养比的变化情况。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上，只有前者才有实质意义。

图10 三种实际退休年龄的赡养比

　　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前按照55岁的实际退休年龄，赡养比即退休人口与在职人口之比为0.46。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女职工55岁，男职工60岁，以及诸多不同的情形，实际中的平均退休年龄大体在这个水平上。如果以这个赡养比作为参照系，假设其具有可持续性，十年后即到2030年，就必须得60岁退休即延长5年退休，才能保持相同的赡养比。再往后，60岁退休也不能维持这个赡养比，到2050年，至少要延迟到65岁退休才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发点十分重要。关于延迟退休政策的着眼点有二：一是从养老金可持续性出发，着眼于提高养老金发放年龄；二是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或者提高劳动参与率。同样的事情，出发点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遇到的阻力也可能不一样。如果从推迟养老金发放的思路推动改革，可能就会遇到很多阻碍。

　　第二，开展全生命周期培训工作。老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和就业能力难以应对正在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更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培训，在每一个年龄段上都应该有适应性的教育和培训。我们以农民工群体为例，来看农民工教育程度与三个产业岗位需求之间的关系(图11)。

　　如图11所示，我们把农民工随着年龄变化的受教育年限分布，与现在不同产业中不同类型的岗位对这个人群的需求做一个比较。从目前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基本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匹配。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以及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的岗位将越来越多，当前的农民工就不符合其人力资本要求了。其实，不仅目前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不符合产业要求，当前的城市职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如果不能改变劳动者特别是年龄偏大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他们就会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

　　第三，着眼于更长远的教育深化和教育改革。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教育发展迅速，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得也很快，因此，随着新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用人力资本增量来改变存量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而2017年之后，经济活动人口也变为负增长。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新积累的人力资本增量同步减少，改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困难，改善的速度也就减慢。此时，通过教育深化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已经实现毛入学率100％，现在则应该朝两端去深化，譬如把高中教育和学前教育都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资源有约束，笔者建议优先把学前教育纳进来。

　　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都显示，教育跟别的产业不一样，教育投资会带来两类回报，一类叫私人回报，即家庭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投资，将来孩子在劳动力市场挣钱回报给家庭；一类叫社会回报，家庭得不到这部分回报，而是教育的这个性质表明对社会有益。研究表明，社会回报率的高低和教育阶段是相关的。如图12所示，图中曲线代表教育阶段、类型与社会回报率之间的关系。越早期的教育阶段，如学前教育，其社会回报率越高。社会回报率高的领域应该政府买单，因此，政府的教育投资应优先考虑学前教育。

　　第四，延长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预期寿命越长意味着健康寿命越长，但是两者也有不一致的部分，所以要着眼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寿命。毋庸置疑，健康寿命越长，老年人劳动参与率越高，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功能发挥得越充分，我们延长实际退休年龄的意图也就越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支撑，越有劳动者意愿的基础。中国已经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应该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在健康领域更多投资。可以预见，在预期健康寿命领域上的投资能获得很高的社会回报率。

　　第五，加强“普惠”式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可能老年人会遇到就业歧视，另一方面老年人就业更容易受市场波动、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此时，不能因为有这些潜在的冲击，就放弃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努力。相反，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众所周知，瑞典等北欧国家实行被人们称为“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社会保障模式，曾被批评了多年，近年来人们发现真正管用的还是这种模式。因为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可以从社会层面对人的基本生活进行托底。图13展示了35个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图中所显示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背后具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就是说社会保护越是充分，国家、企业和个人就越是能够接受创造性破坏，创新活动就更加充分，创业活动也更加活跃，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竞争之中。有竞争就会有企业的进入退出和生死存亡，一旦社会保障网络对劳动者在社会层面进行托底保障，创造性机制就仅仅产生创新激励，却不会对人们的基本生活造成损害。由此可见，要让老年人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必须加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构建一个牢固的社会保障网络。（蔡昉：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