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中国人寿命的延长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进步的重要成就，也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从老龄化本身寻求社会经济发展新动能，探索老龄社会不同于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的发展逻辑，从转疾病为健康、转依赖为参与、转消耗为积累、转负担为红利等方面积极审视老龄化，促进形成与长寿时代相协调的社会经济循环，既是开启长寿红利时代的关键，也是积极老龄观的重要体现。构建个体、家庭、市场、政府等多元主体行动框架，对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为模式进行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调整，全面构建适应于长寿时代的社会经济循环，能够有效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最终实现积极应当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宏远目标。

　　一、引子

　　中国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最新统计数据和研究测算显示，2019年中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预计在2030年可能达到79.2岁。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持续攀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18.70%，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0%，二者占比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上升5.44%和4.63%，预计“十四五”期间老龄人口将超过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20%，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毋庸置疑，居民寿命的延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但是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规模及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势必会对经济社会运行全领域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发展问题将逐步凸显。传统理论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紧缺、资本消耗多于积累、社会创新活力不足、养老金可持续差、养老照料资源减少等，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然而，这种负面影响多大乃至是否产生，依赖于诸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

　　积极应对老龄化既是长寿时代的重要命题，同时也是一项国家战略。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显示了我国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决心和信心。《意见》特别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中国老龄化道路。

　　从老龄化本身寻求经济发展新动能，是开启长寿红利时代的关键。所谓长寿红利，即是指由于老年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规模和比例提高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和老年人口社会参与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立足于长寿红利时代的战略视野，辩证认知老龄化及其影响，协调个体、市场、政府多元主体行动，全面构建适应于长寿时代的社会经济循环，能够有效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最终实现积极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宏远目标。

　　二、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

　　积极审视老龄化及其多重影响

　　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要求从老龄化过程本身转向未来长期相对稳定的人口年龄结构新均衡，探索不同于传统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的发展逻辑，形塑老龄人口作为生产主体、创新主体、消费主体的角色内涵，构建符合长远发展需求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才能真正积极审视老龄化及其多重影响，充分利用长寿红利。

　　（一）转疾病为健康，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

　　人类疾病类型的流行病学转变与长寿时代同步到来，衰老导致的慢性退行性疾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在老龄化、高龄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下，带病生存成为长寿时代的普遍现象。老年人口及其额外延长的寿命是处于健康状态还是疾病状态成为关键性问题。如果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主要源于带病生存时间的普遍延长，那么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医疗养老照料负担，对社会治理形成系统性压力；反之，如果额外寿命的获得更多来源于健康生存时间的延长，那么长寿对于社会就是巨大的潜在财富。

　　根据2018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我国平均预期寿命是77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平均带病生存的时间将近9年，仍然存在较大落差。把握当下轻度老龄化的机遇期，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将健康干预关口充分前移，推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完善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和保障体系，能够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重，使健康与长寿的关系从疾病扩张状态转向动态平衡乃至疾病压缩状态，不仅将推动形成保健养生产业繁荣、人口健康素质全面改善、社会医疗养老照料负担整体减轻的良性循环，而且为长寿红利最终的激活和释放奠定根本性的人力资本基础。

　　（二）转依赖为参与，释放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意愿与能力

　　在现行的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下，老龄人口占比提高必然会导致社会整体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加上超低生育率的影响，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逝并由充足转向紧缩。长寿时代下，需基于人口预期寿命普遍延长、健康水平普遍提高的现实，突破年轻型或成年型社会视角下老龄人口作为依赖性人口的传统思维定式。面向以健康预期寿命延长为主导驱动的长寿愿景，健康低龄老人规模将大幅扩张，人力资本折旧明显放缓，大量老龄人口具备劳动参与的活力和能力；与此同时，个体为延长的寿命增加财富储备的需求以及终身学习创造、自我迭代更新的“多段式非线性人生”愿景，也使劳动参与意愿和人力资本积累不再严格以生物年龄为限。因此，重新审视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之间的边界定义，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年龄友好的就业工作环境，提高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改善各年龄段尤其是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和积累水平，推动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达到新的平衡，是保障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启动长寿时代高质量经济社会循环的重要抓手。

　　（三）转消耗为积累，形塑全生命周期资本积累与财富规划理念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龄阶段的消费、储蓄激励不同于年轻阶段。因此，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可能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对资本形成率产生负面影响，提高经济增长成本。除此之外，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老龄人口过早退出劳动市场、家庭内部存在向下的转移支付压力等制度安排与社会文化特征下，老龄人口尤其是高龄人口人力资本和财富储备不足会制约其消费需求的实际形成与释放，弱化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对此，普遍树立面向长寿人生的全生命周期资本积累与财富规划理念，引导个体和家庭理性调整消费和储蓄行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劳动力供给行为，延长养老财富积累期、增加财富积累总量，积极应对自身及其家庭成员延长的寿命所需，不仅能够对冲老龄化对储蓄率的下行影响，使资本形成率保持在必要水平，同时能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驱动的合理水平投资回报率强化人力资本基础，为老龄人口消费能力及其需求释放提供足够的财富支撑，促进形成长寿时代储蓄、投资、消费的良性循环过程，为实现长寿经济的市场愿景构建框架性基础。

　　（四）转负担为红利，创新长寿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在长寿时代，人口年龄结构新均衡将从需求端和供给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形成和改变市场情境。在需求端，大规模老龄人口形成庞大的新消费市场，除养老照料服务等基础性消费外，还有适老化环境建设、医疗健康与科技、养老金融服务及保险、多层次终身教育、心理咨询等发展型消费。在供给端，劳动力供给缩减和资本密集化将激励企业推进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延长劳动供给年限的老龄人口也会继续参与社会生产和创造过程，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速将替代低成本要素投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虽然劳动力老化以及劳动力供给年限延长后年长者对年轻人的代际挤压可能会对社会创新活力及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年长劳动力具备更多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积累，年龄友好与代际公平的工作环境建设将促进开发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并发挥其比较优势。总而言之，长寿经济能够为不同年龄的人口提供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新机会。

　　三、围绕长寿时代的战略构想，

　　构建多元主体的行动框架

　　在长寿时代，要求个体、家庭、企业、政府等全社会各层次的行动主体，对既往的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为模式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进行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行动调整，共同推动形成与长寿时代相协调的社会经济循环，才能真正有效激发和释放长寿时代红利，实现积极老龄化。

　　（一）个体：审视长寿人生的生命过程，重新规划人力资本和收入财富的积累与消费

　　微观个体决策理性及其行为模式的调整，是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根本动力。只有个体重新审视长寿的生命过程，对人生的发展和规划作出调整，才能真正有效启动中观宏观层面的转型过程。面向有活力、有质量、有保障的长寿人生愿景，人们至少需要意识到在健康、财富、教育这三方面的长远需求，持续积累人力资本，更早开启财富规划。具体而言，一要持续强化健康管理以有效延长生命质量；二要不断完善财富规划以为预期延长的寿命做好物质储备；三要持续学习新知识以适应在长寿的生命历程中劳动参与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变动。

　　毋庸置疑，个体层面的需求变动将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就业等各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提出挑战。而只有市场和政府合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对需求侧变动进行真实有效的回应，才能实现乃至诱发个体层面的发展和规划调整，从而导向储蓄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劳动参与率及生产率提升、公共及家庭医疗养老负担减轻、社会创新活力增强、代际关系和谐等宏观层面的重要结果，有效缓冲、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乃至形成长寿时代红利，最终形成与长寿时代人口新均衡相协调的社会生态系统新均衡。

　　（二）家庭：围绕家庭成员的长寿需求，赋能家庭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系统

　　家庭在老龄社会中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促进家庭系统良性运行不仅关乎生育、养育和养老等各类民生问题高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也会对长寿红利的释放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出发，家庭仍是未来中国老龄社会生育、养育和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是各类照料风险的第一道安全网，其生活依托、社会功能和文明作用不可替代。面对家庭成员寿命的普遍延长，家庭内部将持续面对不同代际成员的教育、照护、健康、工作、生活、经济等方面多维度需求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除了“一老一少”的问题，中年人的双重代际挤压也越来越突出。

　　对此，需要构建赋能家庭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支持系统，为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行和家庭负担的合理减轻提供来自不同主体的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才能真正使家庭内部少儿、中年、老年“三代人”各得其所，在和谐合理的代际互动中共同成就，不同代际微观个体的生命潜能、追求和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可持续的培育、发展和释放，宏观层面人力资本积累开发强化、劳动参与率及生产率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落地时的具体阻碍才能得以清除。

　　（三）企业：立足长寿经济的市场愿景，推动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服务结构的转型

　　长寿时代下，企业发展必然面临市场供需情境转变的冲击，也将承担其为长寿社会全面赋能的时代责任。在产品服务上，要面向长寿时代的市场情境，精准捕捉和挖掘各年龄段人群及家庭单位在健康医疗、财富管理、家政服务、养老托幼、学习培训等全领域真实的需求痛点，开辟适应和赋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新消费领域和新商业模式。在生产组织上，积极面对长寿时代劳动力供给规模和年龄结构特征的变动，在发挥自动化、智能化等技术的替代作用，加强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推动适老化工作环境建设和适合老龄人口的岗位形态与工作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这不仅是为老龄人口作为劳动主体和创新主体参与供给侧的价值创造活动中提供充分条件，更是在劳动力年龄结构新均衡下维持乃至改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长远之需。总而言之，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行动关乎市场机制在积极应对老龄化中作用的实际发挥。

　　（四）政府：健全长寿社会的保障体系，做好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和服务保障工作

　　要充分有效地释放长寿时代红利，政府不仅要承担好兜底保障的基础责任，还要发挥好引领者、助推者和服务者的角色。除了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增加社保缴费年限以及发挥市场补充作用等改革措施维护好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稳定和高效，为老龄社会保驾护航外，更关键的是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立足对长寿时代社会经济循环系统性的战略构想，凝聚全社会及政府各部门的理念共识，在统一的整体性框架下对教育培训、劳动就业、家庭支持、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卫生医疗等全领域进行制度调整和政策设计，统筹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要有效引导和帮助个体及家庭建立并实现面向长寿人生在教育、财富、工作、健康等方面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理性规划和资源配置，激励资本和社会机构积极主动、公平有序地参与到新的社会经济循环塑造进程中来，同时扫除诸如多层次全民终身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备、就业形态及就业方式对老龄社会适应不足、就业市场年龄歧视严重等较为突出的具体障碍，合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总而言之，通过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和引导服务克服缺激励、缺机会、缺认可的窠臼，让长寿时代红利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

　　四、结语

　　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确实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和长远的冲击，但其中往往是机遇与挑战相随，负面影响并非不能控制或避免，积极后果也都不是完全自动实现，整个社会在思维理念、制度安排、技术支撑、行动模式上应对的及时性和合理性才是决定其最终社会经济影响的关键性因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年轻型和成年型人口下庞大低成本年轻劳动力人口供给的支撑以及低抚养比下高速的资本积累，这种既往优势的逐渐消逝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消极影响，使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的阶段转型。然而，社会发展进步同样孕育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只要适应和调整得当，就能实现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型升级，迈向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由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进步带来的长寿时代红利就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

　　立足长寿时代的战略视野来看老龄化问题，就是要求首先在思想心理层面承认和接受老龄社会到来的不可逆性，进而能够建立面向老龄社会形态整体性、全局性的愿景构想，依此愿景再建立统一框架下全方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激励、引导、协调各层次多元主体的行动，最终推动形成与老龄型人口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新循环，有效释放长寿时代红利。

　　对由健康和教育构成的人力资本的培育和开发以及长寿社会的生产投资消费转型升级是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两大核心。因此，虽然老龄人口作社会参与主体角色内涵的重塑是长寿红利时代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政策应对上却需全面统筹对老中少各年龄段群体、个体家庭企业政府多元主体、教育健康就业养老收入分配等各个领域，才能形成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未来，还需要对各个领域政策设计及衔接进行更加深入和精细的研究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