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会持续到本世纪中叶。老龄化虽然带来负面影响，但未来一段时期，把握好区域老龄化梯度差异、科技创新、认知转变所带来的三个窗口期，系统施策，重点支持“未富先老”地区，充分利用技术红利，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能有效化解老龄化风险和挑战。

　　2021年我国正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会持续到本世纪中叶。对此，社会舆论普遍持悲观态度，认为老龄化会加大社会负担，影响技术创新，降低社会活力。我们认为老龄化虽然带来负面影响，但未来一段时期，把握好区域老龄化梯度差异、科技创新、认知转变所带来的三个窗口期，系统施策，重点支持“未富先老”地区，充分利用技术红利，合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能有效化解老龄化风险和挑战。

　　一、第一个窗口：区域老龄化的梯度差异带来政策腾挪空间

　　我国地区间老龄化存在梯度差异。2020年数据显示，除西藏外，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但老龄化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超过我国老龄化平均水平的有14个省（区、市），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有12个省（区、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地区老龄化的梯度差异为政策腾挪带来了窗口期。一方面，深度老龄化地区的探索为后来地区提供经验借鉴，如上海市在社区养老、安宁疗护等领域试点多年，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另一方面，地区老龄化的梯度差异为中央政府解决老龄化问题创造时间和空间窗口。当前，中央政府应分类施策，集中力量优先支持老龄问题最迫切最严重的地区。

　　■建议

　　一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兜牢农村养老服务网底。相较于城市，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更大，一方面老龄化程度更高，2020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2亿人，占农村人口比重为23.81%，高于城市7.9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农村失能、空巢和高龄老人增速较快，到2035年有功能障碍的常住老年人规模将升至2261万人，重度失能老年人规模将达到769万人。而相对应的则是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据测算，2020年我国农村地区养老床位不足200万张，每千老年人口养老床位数仅为16张，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养老资源较为丰富，养老难题有条件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而农村老龄化问题较难通过自身解决，又是民生保障的底线，政府应予以重点关注。对此，一要将农村养老服务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落实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计划，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二要创新农村养老服务模式，鼓励和支持邻里互助与亲友相济，积极推广“时间银行”等新模式，构建以农村中心敬老院、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相结合的农村多元养老服务供应体系。

　　二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引领“未富先老”地区走出老龄化陷阱。在“十四五”初期，深度老龄化省份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按照人均GDP7万元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划分标准，上海、江苏、天津、重庆、湖北、山东等6个省份属于“边富边老”地区，它们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高，财富储备较充足，有能力应对老龄化挑战。而辽宁、四川、吉林、黑龙江、湖南、安徽等6个省份属于“未富先老”。目前部分省份已经陷入老龄化程度高，经济发展缓慢，青壮年流出，进而拉低经济水平的“老龄化陷阱”（Agingtrap）。进入老龄化陷阱地区常常难以通过自身努力解决，必须依靠外力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对此，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统筹对东北三省等欠发达地区老年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税收、土地等政策优惠水平，对养老金穿底地区进行兜底保障。

　　二、第二个窗口：科技创新带来应对老龄化的技术红利空间

　　科技创新能带来技术红利。科技进步可以突破传统限制，马尔萨斯认为，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地球人口承载力存在上限，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口极限不断被突破。国际经验表明科技发展能应对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德国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第二产业人均产值的提升，在劳动力人口几近0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2010—2019年年均2.8%增长。我国科技创新正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2021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航空航天、智能制造等领域已经进入与世界并跑或领先的阶段。科技创新在应对老龄化方面至少带来两方面的红利，一是科技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可以节约社会资源，提升服务效能；二是科技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弥补老龄社会的劳动力短缺。

　　■建议

　　一是加快科技创新对养老服务业的渗透，推动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除牵引性、跨界性、集聚性、环境友好等特点外，本身就具有广泛的适老化特征，满足全体公民老年期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的技术渗透和融合创新，不仅将持续优化全社会为老、适老、助老、养老现实样态，丰富公共和个性健康养老服务供给，还将放大养老服务体系、社会环境等治理行动的溢出效应，推动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生活品质的共同改善。而传统养老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智慧养老能够缓解人力资源不足和老年人口对社会资源的过度挤占，智慧产品辅助设施可以帮助老年人继续工作，智慧养老服务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生活支持，提升老年人满意度。应开展面向老年人生命、生活、环境等需求的老龄科技创新，加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老龄服务领域深度应用；加大远程医疗、远距照护、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护理床等安全、多元协同的技术服务与产品介入，加速健康养老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型。加大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情感化功能，增加对老年人情感的抚慰和关爱。

　　二是加大对传统产业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的支持力度，以效率提高弥补数量短缺。劳动力的缩减是老龄社会的特征之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已阶段性达峰，预计到2035年、2050年较现在可能还有约7700万、1.8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传统产业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是应对劳动力短缺重要方式，国际经验表明智能化生产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能够对劳动力进行“补位式替代”，对冲人口老龄化风险。预计到2050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将达到每千人37台，一台机器人每年可以替代大约6万—8.3万小时的人工劳动，相当于机器人每年可以替代约1亿—1.4亿小时的人工劳动时间，“机器人红利”将能弥补我国劳动力缺口的一半以上。支持优质资源进一步向智能制造领域集聚，加大对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投入力度。围绕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制造型服务，加快培育智能制造新模式，重塑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化改革开放，将技术创新与体制改革更好结合起来，为推进智能制造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

　　三、第三个窗口：重构认知带来社会人口结构和谐持续发展的健康红利空间

　　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要求重构对老年人的系统认知。当前，国际上通行的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是1956年联合国制定，而当时全球各国人均预期寿命较低，如法国68.5岁、美国69.7岁、日本65.6岁、英国70.5岁，而我国仅为50.5岁。截至2020年底，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8岁，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很多国家正在延迟退休年龄或逐步取消法定退休年龄。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新的老年人划分标准，将60—74岁的人群称为年轻老年人，75以上的称为老年人，90岁以上称为长寿老人。老年人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也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与时俱进。破除以年龄作为老年人的标准，一方面可以发掘老年人口资源，让有余力的老年人为社会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有助于减轻老年人是社会负担的刻板印象。

　　■建议

　　一是以健康作为基准确定老年期定义，有助于减轻社会负担、减少对老年人的歧视。当前，以年龄作为是否为老年人的评价标准，导致老年人力资源的浪费，研究表明2019年我国60—69岁年龄段的低龄老年人口约1.4亿，有接近32%的老年人力资源被闲置或浪费，尤其是城镇那些拥有丰富智力资源和阅历的老年人口有意愿继续工作，却缺乏机会就业。而大量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的老年人被视为照护服务对象和被供养者，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政策往往也需要兜底保障老年人，从社会文化上造成了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加剧社会对老龄化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社会负担。对此，重构对老年人的认知，改变单纯以年龄划分老年期的标准，以健康作为衡量标准，引导全社会增强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意识，建设全龄友好社会，形成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地方结合具体实际制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规划和具体鼓励政策，健全老年人就业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掘老年人力资源，促进社会人口结构和谐持续发展。

　　二是尽快实施延迟退休或取消法定退休限制，破解老年人口爆增期困境。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到1976年，连续15年出生人口保持在2000多万人。2022年开始我国将迎来连续15年的老年人口爆增期，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延迟退休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工具，对于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养老保险压力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目前，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65岁左右，并有逐步提高的趋势。我国政策规定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尚有很大的调整空间。假设从2023年开始延迟退休，采用小步调整的政策，利用15年，男性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延迟到65岁，女性退休年龄从55岁逐步延迟到60岁，到2050年，男性退休年龄将达到69岁，女性将达到64岁。据此测算，到2025年我国劳动力规模将增加2000万人，到本世纪中叶将增加劳动力1.2亿人左右。建议尽快实施延迟退休或不设退休年限的弹性退休制度，通过教育手段有效解决延迟退休群体的就业困难，出台有激励性的退休金制度，鼓励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建立养老金随经济发展而增长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