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表示，如今企业税费负担依然较重，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幅度减税降费势在必行，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减税在困难时期是非常有作用的，企业面临困难，或者面临投资的时候，利润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利润，就有信心，就有投资，就有发展，就能创新。”黄孟复说，过去我们也减了一些税，不管是5000亿元还是8000亿元，但企业没有感觉，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减税是大有潜力的。

　　黄孟复同时建议有必要降低现在员工的养老保险费，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承担养老费用。“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不需要交那么高的社保。这个从现实来看、从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也指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其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从此前的国企如何提高效益转为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将可以提高居民收入。

　　至于财税体制，曹远征认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功能应转向服务性政府，因此也应按照这样的方向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减税是改革其中的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得多点少点的问题。”

　　对于去杠杆问题，联办财经研究院的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去杠杆是一项长期工作，目前不能将其仅仅寄托于债转股，需要开拓更多思路和手段。

　　具体而言，许善达建议，应当合理进行资本布局。对国有企业来说，很多企业的资本布局并不合理。“很多国有资本还沉浸在一些不一定非要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这样的领域很多，如果这部分国有资本退出，补充到那些国有资本一定要做、但资本金又不足的行业及领域中，那么便可以降低一些企业的杠杆率。”

　　对民营企业来说亦是如此。许善达认为，有部分民营企业将资产质押后，转而去布局跟自身主业没有关系的业务。“像这样的企业也要调整布局，应该退出跟主业发展关联度不大的领域，把所能够融到的资金，集中在跟主业相关联的地方。如果这样，我相信在这些领域，杠杆率也可以得到明显的降低。”

　　谈及金融改革，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红力指出，过去40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完成了第一次突破，重在解决数量问题，缓解资本总量的短缺，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秘诀。未来40年，中国金融的改革亟待实现第二次突破，重在解决结构问题，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支撑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在第二次突破中，如能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将有望发挥金融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领作用。

　　在实现金融改革第二次突破的过程中，张红力表示，一方面要发挥金融市场的信号机作用，引导资本向新经济“独角兽”流动；另一方面随着“独角兽”的蓬勃发展，即将带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新一轮繁荣，两者相互促进，有望形成稳定的正向循环，从而持续培育和释放今后40年的中国经济的知识红利；再一方面，中国新一轮的发展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

　　张红力谈到，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当前，在中国经济内外部承受压力的大背景下，加速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有助于平衡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资源配置还没能够充分地体现它的价值。” 黄孟复表示，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只要能将改革开放的红利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