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社会保障支出，我国于2000年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12月28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建议，适时建立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用于未来老龄化高峰的补充。

　　他在当天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上作出如上建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8》是其主编的系列报告，至今已是第8本，主题为“主权养老基金的功能与发展”。

　　郑秉文在该报告的主报告中写道，主权养老基金可分为“非缴费型”和“缴费型”。

　　“非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由政府直接建立，在管理上与社保制度自身相分离，融资渠道主要来自一般税收，或者外汇储备，或某种专属的自然资源外汇收入的养老金。

　　归纳起来，这一类主权基金可以分为“资源型”和“外汇型”两类，前者如来自石油收入的挪威全球政府养老基金(GPFG)，后者如澳大利亚未来基金(AGFF)。

　　一般来说，这类主权养老基金的特点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无须支付，专门用于老龄化高峰时期应对社保制度未来的支付压力。

　　“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即由政府或社保部门建立的支撑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是参保者的缴费余额。

　　由于老龄化的压力和其他改革政策的限制，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日益成为一个重要和普遍的投资方式，成为整体社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重要金融因素，成为政府当局保护社会养老制度可供选择的一个途径和未来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一个有效工具。比如，丹麦的“社保基金”、日本的“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美国的“联邦社保信托基金”、加拿大的养老基金(CPP)。

　　按此分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属于“非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而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因统筹层次低、严重的“碎片化”分割等原因，未能有效形成一只“缴费型”主权养老基金。

　　据联合国人口司等机构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十分迅速，届时将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郑秉文提出，在外汇储备十分充足的条件下，决策者应为未来人口老龄化做准备，未雨绸缪。

　　“尽管这两年外汇储备规模略有回落，但总体来看，中国仍处于外汇储备的积累期，且积累规模相当可观，中国应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适时建立起一只‘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用于未来老龄化高峰的补充。”郑秉文在报告中写道。

　　郑秉文认为，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主要有四大理由。

　　一是我国刚刚到了外汇储备的高峰期，不仅具备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的条件，而且略显紧迫，正处一个关键期或转折点，建立外汇型养老基金的窗口有可能越来越小。

　　二是可弥补养老保障体系的短板。

　　三是这是“还汇于民”的渠道。

　　四是可有效缓解中国投资威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