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网民占11.3%。

　　这些老年人中，只有30%能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的活动，23%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20%能够上网查找信息。也就是说，每5位老年人中，只有一位能够相对熟练地使用手机完成这些操作。

　　“在数字世界中‘掉线’，后果会影响老年人的生命质量。”9月1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由盘古智库、信息社会50人论坛、老龄社会30人论坛和中关村思德智能健康养老产业联盟主办的专题研讨会上表示，疫情以来，大量线下空间被数字化后，“数字排斥”尤为突出。

　　他强调，要实现数字包容，服务的数字化应该采取包容性而非强制性方法，当老年公民觉得在线操作过于困难、无法做到时，应该提供替代途径与面对面服务，而不应把一切服务都转入网上进行。

　　老人“掉线”

　　“在中国非互联网用户里，老年人一直占最大的比例，有将近3/4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很多甚至没有智能手机。”胡泳提出“数字排斥”的概念，即非网络用户的社会生活基本权利受到影响。

　　具体而言，数字排斥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点：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

　　胡泳分析，年龄、教育程度、残障程度、收入、地理位置等，都有可能成为排斥源，已经处于社会或者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更高，数字排斥和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胡泳解释，大量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再加上老年人特殊的身体状况，更可能患上视力下降、听力障碍等与衰老有关的残疾，这些因素导致其对新技术的排斥会更强烈。

　　他指出，尤其是疫情以来，数字化工具广泛使用，导致大量线下空间被数字化，数字排斥的问题更加突出。如果社会不能为老年人提供方便的网络访问和简易的技术培训，等于把他们关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会加剧本来已经令人担忧的老年人孤立和孤独的趋势。

　　此外，胡泳还提出，在设计伦理上，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都是商业价值驱动，而老年人的商业价值较弱，所以技术会有意无意忽略老年人的需求。“因此需要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公益慈善部门施加某种道德压力，促使他们把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准则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当中。”

　　“疫情给我们一个教训，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线上解决。”胡泳强调，对于老年人来讲，安度晚年更多依赖于长期存在的、执行有效的老龄社区服务体系。

　　智慧老龄化技术大有可为

　　尽管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智慧老龄技术如果应用得当，能极大提升老年人福祉。

　　胡泳介绍，所谓智慧老龄技术，指的是能够帮助那些在任何护理环境中逐渐老去的人体验到充满欢乐、尊严和福祉的独立生活的技术设计。“智慧养老是一个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它使用技术手段，维护老人健康，增强社会联系，并提供丰富个人的机会。”

　　他举例，住宅的适老化改造是居家智慧养老的重要一环，比如，地板要能容纳轮椅或助行器无障碍穿行，房间要有良好的夜间照明，每一个空间都需要专门针对老年人进行器械改建，能够适应视力下降、活动范围受限、跌倒风险增加等老年人常见弱点。

　　他认为，政府应该推行养老住宅室内设计师和居家养老专家认证，帮助将技术融入养老。

　　“技术是居家养老的最终资产。”胡泳表示，乐观来看，未来10年，越来越多精通技术的一代老人会走向退休，这些人会主动地寻找延长自身独立性的方法，养老的技术会提供更好的资源。

　　但他也强调，不能忽视有技术经验的护理人员的重要性，他们的存在对于技术实施的持续性至关重要。

　　越能够照顾弱势群体的地方越文明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老年人的数字困境问题也在2021年也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2022年1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公布了首批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的APP。

　　“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技术简单易用，不能让人害怕或者过于复杂。”胡泳提出，政府必须将互联网接入作为基本需求，而扩大数字技能培训的范围也应该是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社区组织、技术公司都应该努力参与进来。

　　“要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只解决上网问题远远不够。”在个人层面，胡泳提出，个人还需要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

　　具体而言，包括管理信息、在线交流、网上交易、解决问题、身份验证和填表五方面的高阶技能。除此之外，还需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防止被诈骗或盗走个人信息。

　　胡泳强调，衡量数字文明要就低不就高，要考察的是包容度有多大，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发展。“越是能够照顾弱势群体的地方，就越文明，数字文明也是如此。”